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三、劳动力市场化理论深化阶段（1992～2001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的全国性大市场，要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化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
（一）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理论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估计出来的198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82，而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46。最高的5%人群组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5%人群组的33倍，最高的10%人群组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10%人群组的19倍。[1]
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的解释和对策研究成为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一些学者认为，市场机制和竞争天生具有偏离社会公平的趋向，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避免收入差距过分扩大。[2]一些学者将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主要归之于垄断和腐败等非市场因素，吴敬链指出，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条是实现市场化，制止腐败，把社会资源的使用权从那些垄断部门解放出来。[3] 另有一些学者把收入差距过大归之于改革不到位，制度不健全。林毅夫指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金融结构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4]李实认为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正是长期以来只重视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的“一腿实、一腿虚”的改革模式弊病的集中表现。[5]也有部分学者将收入差距扩大归之于城乡和区域间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乡分割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6]其中，李实等学者使用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住户调查的数据，对东西部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做出了实证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地区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同时东西部各自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有所不同。[7]
随着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增多，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涉及到收入差别“倒U曲线”问题。[8]一些学者以库兹涅茨“倒U曲线”为依据，认为目前我国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收入差距拉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自然会缩小，因而无需政府干预。也有一些学者对“倒U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王检贵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计量方法上看，“倒U假说”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9]万广华特别研究了转型经济中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没有发现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的证据。[10]陈宗胜指出，即使收入差距“倒U曲线”趋势是一定的，至少有两点需要密切关注：一是“倒U曲线”转折点或拐点的发生程度；二是“拐点”的持续时间长短。[11]但总的来看，尽管对“倒U曲线”存在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必须直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并建议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积极加以干预。
（二）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深入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特征的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都空前扩大了。多数学者都肯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有学者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不仅降低了城市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而且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对城市企业原有用工制度带来有力冲击，从而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对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12]一些学者开展了定量研究，估算了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0.23%。[13]
然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制度更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影响劳动力自由转移的制度因素依然存在，这集中体现在户籍制度方面。虽然从某种角度看，户籍制度从确立至今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我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避免的选择。[14]但传统户籍制度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日趋明显。一些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间巨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城市福利体制的核心是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如果再加上诸如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的福利，那么这一福利性收入将相当大。[15]收入差距则是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大了农民向城镇迁移的成本，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实现稳定的迁移，大量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镇新兴部门或实现自我就业后，很难将户口从原登记地迁入实际常住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户分离”现象，极大的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16]要推动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必须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放宽了入籍的条件，而根本在于是否把福利因素与户籍身份相剥离，形成自由开放的劳动力市场。[17]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是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界研究的重点。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开始引进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概念，用于描述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体制性分割的现象。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以下形式的分割：城乡分割、地区分割、部门分割和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等。[18]这其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分割，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重要原因。[19]政府人为地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开的政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扭曲性发展政策，是妨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性根源。[20]同时，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他们认为，除了典型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外，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十分严重，一些国家垄断行业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和流动，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21]同时，经济理论界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消极作用。一些学者从企业效率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现象，指出在市场分割体制下，“内部人”缺乏竞争压力和失业压力，企业和劳动者对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积极性也不高，还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量的冗员。[22]一些学者从产业的角度分析了市场分割下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鼓励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造成我国产业政策的失当，给缓解就业形势带来更大的难度。[23]还有学者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社会经济效应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造成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和成本的提高，进而造成就业量和产出量的同时下降。[24]
[1] 李实：《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2] 邹东涛：《科学改革视野下几个重大问题的理论辩护》，载《理论前沿》，2006年第24期。
[3] 吴敬链：《妥善处理收入差距过大》，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7月6日。
[4] 林毅夫：《收入差距扩大症结在改革》，载《经济前沿》，2007年第10期。
[5] 李实：《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6] 蔡昉、万广华等：《中国转轨时期收入差距与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7] 李实、王亚柯：《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载《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8] 收入分配差距倒U形曲线假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首先提出。
[9] 王检贵：《倒U 现象是不是一条经济法则?》，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10] 万广华：《解释中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11] 陈宗胜：《关于收入差别倒Ｕ曲线及两极分化研究中几个方法问题的建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2] 袁志刚：《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9期。
[13] 蔡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1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 蔡昉：《发展阶段转折点与劳动力市场演变》，载《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2期。
[16] 杨云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7] 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
[18] 李建民：《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19] 赖德胜：《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载《经济科学》，1996年第6期。
[20]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21] 许经勇：《解决“三农” 问题的新思路》，载《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
[22] 袁志刚、黄立明：《国有企业隐性失业与国有企业绩效》，载《管理世界》，2002年第5期。
[23] 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24] 赖德胜：《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评述》，载《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11期。
注：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冶方基金会、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孙冶方诞辰百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