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何确定“那是一所女子学校”
——说真话与说假话
张春津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
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权利问题，把个人的经济行为（例如人的需要）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起点。本来这没有什么错。如果我们判断一所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女生，而把这个学校称为“女子学校”，那不是因为这所学校是女子，不是这个“社会存在”是女子，而是因为这所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都确凿无误地是女性。就是说，每一个学生都经得住检验。但是，西方经济学庸俗就庸俗在——它为了证明那是一所“女子学校”，把精力都放在对每个学生的实际验证上：不看她们过去的生活履历表，也不观察她们的相貌、声音、体型及行为特征，更不用演绎的推理找到她们本质上的共性，而是过于依赖归纳，对她们一个一个地进行生理体检。为了证明体检的正确性，总是从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区别最大的地方着手甚至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这种手段，就叫“归纳经济学研究法”。
无可置疑，这种偏重归纳的研究方法就人的个性而言，体检结果都是实用的、真实的，一些滥竽充数者肯定会被检查出来赶出校门。但是，这种体检工作庸俗得毫无理论意义：它必须不断地进行下去，永远也得不到“这的确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最后结论。因为历史不是静止的，总是不断地会有“新生”走进这所校门，体检工作永远也搞不完，忙坏了西方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西德新自由主义学派、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新经济史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激进经济学派、管理思想流派、管理科学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一派又一派，是说过去又讲回来，没完没了；门格尔、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熊彼特、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等等，一帮又一帮，忙得心慌！
马克思的《资本论》注重研究社会权力问题，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起点。这也没有什么错。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人，都要与别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但是，《资本论》抽象就抽象在——它为了证明那是一所“女子学校”，把精力都放在过去已有的观察经验上：只看她们的档案，只观察她们的相貌、声音、体型等表面的带有共性的行为特征，从不用归纳的推理方法找到她们之间存在的个性差异，而是过于依赖演绎，看重的是这所学校门口挂着的招牌。为了证明经验的正确性，总是从男人和女人在外表上区别最大的地方着眼甚至戴上教条主义的眼镜。由于综合演绎过于“笼统”，以至于后人无法在它已划定的范围内独辟蹊径，理论探索之路越走越窄，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无可置疑，这种偏重演绎的研究方法就人的共性而言，经验总结都是概括的、通用的，从来不犯“侵犯人的隐私权”的错误。但是，这种经验总结抽象得过于理论化了，往往在实践中总是被一些事实惊得目瞪口呆：当西方经济学家在这所“女子学校”中，把一个男扮女装者逮了个正着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推到《资本论》的面前时，“演绎经济学研究法”就会顿时破绽百出、哑口无言。由此，“女子学校里的学生肯定都是女性”这一结论就下得太早了，与“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结论如出一辙。现时代，女人们都喜欢留短发、穿男式的牛仔裤，而男人们却喜欢留长发、穿花衣。这样一来，如果僵化地用《资本论》所演绎出来的经验总结做门卫工作的话，那么女人就会被“女子学校”拒之门外，而男人就会畅通无阻。
总之，过于偏重归纳或过于偏重演绎，在逻辑方法上都有片面性。由归纳到演绎，由演绎再回归到归纳，即由个人的权利到共性的权力，由共性的权力再回归到个性的权利，这样一种研究经济学的逻辑方法才是严谨的、全面的、科学的。
我在南开大学上学期间，既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我们必须死记硬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又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在某些观点上完全对立、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的理论，总是如同两支枪口从不同的方向顶在我的太阳穴上，把我夹在当中，让我无所适从。
然而，我却不肯向任何一方完全屈服，不愿做任何一方无知的俘虏。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没有彻底地说服我。非常幸运的是，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曾遇到过一次“卧底”的机会，“冒名顶替”（个人投资经营全额承包但挂靠集体）地渗入到“资本家”的阵营中，扮演了一次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的角色，从他们那里，我边学边干边研究，终于获取到有关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情报”。
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资本家”的阵营中，从我亲自搞市场调查进行项目策划，到自己筹措资金进行资本运作；从制订企业内部的管理及分配制度，到研究营销策略进行市场竞争；摸爬滚打，酸甜苦辣，亲身的实践使我对有关产品、商品、货币、利润和资本等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我对职工进行毫无情面的“剥削”实验中（很多职工被我“剥削”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购买了摩托车，家中就安装了电话，甚至有的个别职工月效益工资比我还多好几倍），在我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探索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参阅《剩余价值与价值剩余》一文）
对《资本论》中的某些错误观点进行批评并重新探索价值来源即财富来源的问题，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找到它产生的真正源泉，总结出科学的经济规律，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所有行业的资本运作和经营活动都保证与它相符，可以用它来指导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企业的经营实践；不管是大集团还是小商贩，赢利和亏损的原因都可以用它来对照；任何一个想获得财富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吸取到科学的经验。
有人说，你是在大学里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又是一名共产党员，怎么总是写一些对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提出异议的文章呢？奇怪了，我当初入党又不是为了当教徒，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对一些与实践不相吻合的东西，怎么就不能提出我自己独立的见解呢？如今那学校里现在明明有男生（也许当初确实没有），男生的数量已经同女生的数量相差无几了，可干门卫工作的我们的“干部们”非要教条地举着《资本论》说“那是一所女子学校”，还不允许我们站出来说真话，到底是谁错了呢？想说对但没能说对，与有意说假话，这二者的性质可不一样。
如果说，“教科书”的鼻祖是在一座图书馆里苦心研究并创作出来的话，那么它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亲身实践。正如美国的经济学家巴巴拉·R·伯格曼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家必须走入真实社会中去研究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她批评那些呆在“象牙塔”里与真实的世界几乎没有联系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是通过内省或者是通过用政府汇编的数据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统计性验证来研究经济，这样一种与现实社会相脱节的研究是不够的。
同时，研究经济学应该从科学出发而不能从感情出发，应该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自己所处的一方的立场出发，这样创作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才更客观一些，才会更有说服力。因为最虚伪、最缺乏公正的经济学就是从自己一方的利益出发而攻击对立的一方，把经济学变成“政治学”。如果能够从不以维护自己一方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为了维护真理，甚至从维护对立一方利益的立场出发，专门揭露和抨击自己一方的种种弊端，这才是最可信的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比马克思更伟大。这是因为，“各阶级的经济学家都是从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并得出为本阶级服务的理论。”（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版，第17页）而作为商人的恩格斯却没有从其所处的“本阶级”的价值判断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仅此一点，就令人叹服。
经济学家，就其“角色”而言，他应该是一位“裁判员”，而不是一位“运动员”。在经济领域的“体育比赛”中，经济学家如果充当一名“运动员”而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去攻击对立的一方，甚至由自己所在的一方制订“比赛规则”，那显而易见，这很难做到“公正”二字。因为在我们看来，对方在“拼抢”中所做出的每一个不友好的举动，包括企图欺骗我们的假动作，都会被我们视为对我们的侵害。只要对方一伸手或一抬脚，我们就可以随时吹响哨子，判对方犯规，想给个黄牌就给个黄牌，想给个红牌就给个红牌，不给对方一点申辩的权利，把对方看作是“阶级敌人”，这样一种经济领域的“体育比赛”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这样的“经济学家”纯粹是政治学家，是“政治军事家”、“政治斗争家”。
在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之前，经济学研究者可以成为“运动员”，投入到亲身的实践中，既要体验一方“运动员”的生活，又要体验另一方“运动员”的生活。当各方的实践经验都积累起来以后，脱离开任何一方建立起来的感情，按市场规律秉公执法，不吹“黑哨”，不偏不倚，主持公道，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学彻底摆脱“阶级斗争”的桎梏，让经济成为经济，就如同让体育成为体育一样。
因此，在学习上，《资本论》和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即使它们其中有错误也都应该学，“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在学术探讨上，《资本论》和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可以成为被评议的对象，没有什么禁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确定“那是一所女子学校”？大家尽可能地各抒己见，拿出自己认为更能准确判断的好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