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它是否愿意与守规者分享违规的收益；如果他独享收益，他受到的惩罚的可能性很大，制度变迁可能不会进行。
2、它是否获得足够的收益使分享后的收益不仅弥补自已的成本，而且足以弥补给守规者带来的损失。如果他愿意与守规者分享，而且收益足以弥补给守规者带来的损失，那么守规者可能宽恕机会主义者，于是，制度变迁可能发生。过去的违约者成为新契约的订立者，而且新契约会充分保证它过去以机会主义身份违约时获得的收益。新的契约要防范新的机会主义，同时他也面临新机会主义的挑战。
3、守规者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实施惩罚。资源约束是守规者不能实施有效惩罚的关键因素。只有拥有能承担的起惩罚成本的资源，有效惩罚才成为可能。在人类历史的重大制度变迁中，原来制度的维护者常常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实施对挑战者的惩罚才不得不放弃原有制度的。一般来说对于作为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效惩罚只能来自其他的组织，而不可能来自社会单独的个体，原因在于组织所拥有的综合资源（信仰、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是个体无法比拟的。由此推动制度变迁并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主要是组织，而不是个体，个体只有在组织中才能发挥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组织是个人与社会的中介，而个体与组织的复杂关系又影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企业家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另外，需要对以上论述进行补充说明的是，虽然不同组织竞争制度安排的优先权，但是由于习俗、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存在，没有那一个组织能够在新制度中彻底的贯彻自己的理性，它无非是在原有的制度中进行某种有利于自己的改进而已，使公共规中更多一点本组织的理性。
关于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英国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与立宪君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拥有经济和军事资源的资产阶级（以克仑威尔为代表）曾一度击垮王权，并残酷地处置过王党成员，并把查里一世送上断头台，并在法律上建立议会制共和国，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维护封建大贵族利益的王权。但是接下来镇压下层人民的行为，却使资产阶级在查里二世的复辟面前无能为力，复辟的王权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残酷的惩罚，不仅处死一些与查里一世之死有关的人，而且把克伦威尔等死去人的尸体从棺木中拖出来施以绞刑。1661年成立的“骑士议会”通过条例，凡是宣称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人都要被逮捕。君主制复辟达到顶点。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用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控制议会通过一系列限制王权的法案，逐渐形成国王统而不治，议会权力不断扩大的议会君主制。在斗争中，国王无法有效征集财源和拥有并控制军队，最终不得不在 博弈中退步，原因在于惩罚资源的匮乏使他无法实施有效的惩罚，而掌握主要财源—资本和土地的资产阶级和新兴贵族却最终在博弈中处于优势。另外君主制的保留，使国王有机会分享资产阶级创造的经济成果。君主立宪制可以说是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相互博弈中各种惩罚与宽恕行为多重组合的结果。
结语
本文的论述表明应历史地、动态地看待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于 理性的经济主体寻利动机与约束其行为的规则的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使人类社会充满着守约者与违约者的博弈，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与宽恕的多重复杂的组合关系决定了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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