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个体机会主义行为是在个体理性与组织规则和社会规则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他的惩罚和宽恕涉及到组织或社会的规则是否变更的问题。一般来说，个体机会主义在短期不会改变社会规则，但可能影响规则的效率[7]。如果个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开始即得到严厉惩罚，使之违规行为得不偿失，那么违规者本人在以后行动中打消机会主义念头而且其示范效应会震慑其他有机会主义念头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投入惩罚个体机会主义的资源越多，个体机会主义行为会越少。所以贝克尔说“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个人受到定罪或惩罚的可能性的增加将会不同程度地导致违法的减少。”（1995，P63）反之，如果个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总获得宽恕，他总能在违规中获得额外收益，其他理性人会效仿。泛滥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使传统的契约丧失效率，面临崩溃的危险。这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与公众的博弈模型可能揭示了制度效率的某种原因。严惩机会主义的制度可能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因为它减少了制度框架中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使个体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订约与监督履约的成本，提高交易和合作的效率，增加合作剩余[8]。反之机会主义总得到宽恕的制度，会降低运行效率。当每个人都可能从违约中获得额外的收益时，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增加。订约和监督履约的成本会上升，合作剩余可能被耗尽，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成为实际的机会主义，他从违规中获得的收益会越来越小，甚至为零为负。提高收益的方式只有让别人成为守规的人。比如在买票时，如果大家都不排队，可能谁也买不到票，收益为零。而争斗、等待的成本呈无限大。此时公共规则形同虚设。
但是在组织中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宽恕却可能导致组织规则的变迁。偶尔的宽恕引起的效仿效应使组织中的机会主义者逐渐增加时，组织的规则就面临威胁。可能意味着体现原有个体理性的组织规则已不能更好地体现现在已变化的个体理性，组织规则需要调整。调整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帕累托改进式，在不损害组织中任何人原有收益的情况下，增进一部分人的收益或组织的整体收益[9]；另一种可能是违规的机会主义者串谋，强制性地改变组织的规则并要求组织中的其他人遵守，串谋者分享新规则带来的 额外收益。当然这种组织规则是极不稳定的，时刻面临新的理性机会主义者的挑战。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组织规则是否较好的反映组织中的个体理性。根据上文的论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根本不是惩罚，而是使组织或公共规则尽可能接近个人理性。组织规则与公共规则离个人理性越远，机会主义行为越多，这可能意味着越来越高的惩罚成本，最终会导致组织规则与社会规则的变迁。从这样的角度看，能够对机会主义行为实行有效惩罚的制度才是高效率的制度，而问题的核心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或不总能对）对机会主义行为实施有效的惩罚？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达成共识的一种观点是交易把冲突、相关性和秩序三个方面联系起来。治理则是注入秩序、缓和冲突并从自愿交易中获得共赢。（威廉姆森，2003，《从选择到契约：作为治理结构的企业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三期。）。这种共识并没有错误，但是它没有把组织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及惩罚机制的设计机理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三、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与社会制度的变迁
诺思（1988；1992；1993，P63；1994，P7－8；1995）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充分注意到了组织的作用，他不仅认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且认为组织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但诺思并没有深入探讨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制度的影响，他也倾向于把制度变迁作为自然演进的过程，所以他说“由于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规制约、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发生变迁的结果，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此外，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这些都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这些文化制约不仅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历史变迁路径的线索。”实际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理性的冲突而不是和谐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不同组织充当着违约者和守约者的的角色，违约的机会主义不仅存在于个体的行为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组织的行为之间，这种机会主义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组织与组织的契约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最终要以公共规则来反映，它是不同组织博弈的结果。它的形成如上文所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不同组织的共同利益，一种可能是某种组织把该组织的理性强加于其他组织，在前一种情况下，社会契约是相对稳定的，虽然最终会由于组织理性行为的变化而变化；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契约总面临着组织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因为公共规则偏离个别组织的理性太远。对组织机会主义的惩罚与宽恕，涉及社会契约是否变更。
在组织的理性发生冲突时，何种组织更有规定公共规则的优先权以及这种优先权如何受到机会主义的挑战呢？一般来说掌握特殊资源的组织具有在冲突中获胜的可能，使组织具有优势的特殊资源必须是社会必需的而且是稀缺的。这种资源在组织之间是不能共享的，文化、习俗即不属于特殊资源，因为所有的组织都可以共享。特殊的资源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非经济的，暴力、信仰、土地、资本、技术、政治企业家（刘洪军，2002）等资源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充当过或充当着这种特殊的资源并被不同的组织所控制和利用。只要组织所掌握的资源的特殊性不变，该组织就会在理性冲突中一直处于优势，并维持它规定的公共规则。加尔布雷思（1967）提出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社会统治权力归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历史上，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依次是人的体力、土地、资本和信息，因此他们的所有者奴隶主、地主、资本家和技术结构阶层分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拥有统治权力。
加尔布雷思没有注意到政治企业家这种特殊的社会或组织的资源在组织博弈与规则变迁中的作用。这里的政治企业家是指具有强烈的制度创新偏好和利他主义行为特征的个人或团体，它具有如下的行为特征：(1) 政治企业家是一个彻底的利他主义者，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治者，他不服从新古典理性人的假定，它的效用函数和组织或社会民众的效用函数相同（2）政治企业家不是盲目的利他主义者。利他主义是政治企业家的行为动机，但是政治企业家不是盲目的利他主义者，而是理性的利他主义者。(3) 政治企业家能够洞察经济发展和组织发展的机遇并且有卓越的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4) 政治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创新偏好，他能敏感的意识到社会或本组织低效制度的存在，并致力于革除低效的制度。政治企业家的利他主义的创新精神是一个组织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重要因素。当两种组织拥有几乎相同的资源时，决定胜负的也许是看那个组织中拥有政治企业家的精神[10]。
由于特殊资源对社会的重要性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过去特殊的资源可能被新的特殊资源所代替，掌握新特殊资源的组织要对不反映它的理性的公共规则提出挑战。于是组织的机会主义就产生了。组织机会主义的目的不仅是获得违规的收益，而且要改变公共规则，以使之反映本组织的理性，即要实现布罗姆利（1996年中译本，P.171）所说的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1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追求潜在收入流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而追求潜在收入流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的违约（原有公共规则）过程。对于违约的组织来说，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可能取决于违约后的新的制度的安排，是否有助于实现或实现了潜在的收入流（它反映违约组织的理性）。对于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原有的安排公共规则的组织会在惩罚与宽恕之间进行抉择，这实际是守规者与机会主义的博弈过程。每一方都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这符合组织的理性精神。对守规者来说，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意味着要维护原有的制度，但存在惩罚是否成功及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如果成功后的收益大于成本，惩罚可能实施。如果成功的收益小于成本，宽恕可能发生。这意味着制度变迁，公共理性将由机会主义者来重新规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如果打破传统的契约关系，可能获得潜在的超过成本的收益，机会主义者尝试违规[12]。违规后是否得到惩罚，可能还取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