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文已刊载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第3辑
摘要：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把制度变迁的动因归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及引起的预期收益流的改变，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则强调统治者自身的理性要求。两种模型都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经济主体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关于机会主义的研究范式应用于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提出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起源于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与组织）的理性与规约其行为的制度的冲突，理性经济主体违约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组织）对惩罚与宽恕的复杂选择决定了多重均衡的制度变迁路径。
关键词： 机会主义 惩罚 宽恕 制度变迁
[Abstract] The model of the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owe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changes of factors, relative price and the flow of expected revenue, the model of the imperative institutional change emphasizes the sovereign own rationality. The two models also ignore the complex interact relationships among inp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This thesis apply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opportunism to the theory framework about social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bring forward a important viewpoint: social (organ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come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pidual or organizational rationality and the rules or regulations .That the opportunistic actions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complex choices between the punishment and remission determine the multiple-equilibrium paths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 words] opportunism punishment remission system change
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与规约它的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同时既是守约者与违约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对违约者的惩罚与宽恕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特征。这里的“约”指契约，是指经济主体在相互交易中达成的规约交易者行为的规则。契约有显性契约，如法律、规章、书面合同等明文规定；还有隐性契约，如伦理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口头约定，等等。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使一个自然人成为契约人或社会人，使其处于各种各样的契约关系之中。契约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又称为制度。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违约现象，小到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违约（如排队“加楔”），大到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组织违约。这些违约现象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个人违背了与组织的契约或公共契约；一种是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或以合谋的方式违背公共契约；还有一种，是组织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或双方违背向对方所做的承诺。这些现象带来的重要的、有待深入探究的问题是：违约者为什么违约？为什么有时违约者得到惩罚而有时却得到了宽恕？惩罚与宽恕对社会或组织的制度（或规则）有何影响？这些问题是否可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得到解释？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建立分析机会主义行为的一般理论框架。
一． 关于机会主义行为的一般理论
1、新制度经济学对机会主义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家把机会主义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假定之一。这一假定实际上是对新古典利己主义理性人假定的自然延伸或者说是附属于理性人假定，它成为理性人寻利动机的自然结果。在威廉姆森（1985，P47；1996，P46－48）看来，“人的动因天然是机会主义。这是人们为实现目标而寻求自我利益的深层次的条件”。对于机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它是带有犯罪性质的追寻自身利益的行为。它包括说谎、偷窃和欺骗行为等赤裸裸的形式。机会主义通常更多地 采取微妙、狡猾的欺骗形式------机会主义是与信息的不完全、信息披露的曲解有关。尤其是与误导、曲解、使人模糊或混乱等故意的行为有关的。”，这样在威廉姆森那里，机会主义成了人类个体先天具有的损人利己的动机。而克莱因（1999，P184-209）认为机会主义不一定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或欺骗行为基础上，它是与资产的专用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克莱因虽未明确指出，但是暗含着机会主义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理性人在复杂的不确定的交易中遵循寻利逻辑的结果。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 ， P 57-58）在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之后，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机会主义是在人们追求自利的行为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对策行为，“不惜损人，只要利己，此种行为被称谓机会主义对策行为”。总之，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个体机会主义的分析方法，在这点上新制度经济学既继承了新古典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又修正了新古典的个体行为假定，在理论框架中试图容纳更复杂的人类行为动机。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深化了对经济理性人的认识，并增强了经济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机会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未予探讨，这种分析方法的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机会主义对微观企业契约关系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规模、内部激励机制的变化（威廉姆森，1996；克莱因、克劳福德、阿尔奇安，1996），而未把它纳入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 。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制度只是讨论经济问题的既定前提，而不是一个解释变量。这种“理论特征”使它很难解释长期的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力图在继承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把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强调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它同样陷入新古典框架而不能自拔。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技术进步、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等因素创造了新的收入流或潜在的获利机会，为分割新的收入流或实现潜在利润，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似乎认为，当某一新结构的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就会产生新的制度；如果制度不发生变迁，那么就说明变迁的成本超过了收益（丹尼尔.W.布罗姆利，1996，P.28）”，实际上，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变迁当成了经济社会自然演进的产物，尤其是个体理性选择的产物[1]，这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讨价还价有时是激烈冲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方都力图使制度符合自己的理性，因为，一般情况总是：组织的规则不能反映组织中全体个体的理性；同理，社会制度或规则也未必代表所有组织的“组织理性”，由个体理性与组织理性的“伸张”而引致的个体理性、组织理性和组织规则与公共规则的冲突调节、推动着组织规则与社会规则的调整和变迁。强制性变迁理论实际上意识到了这种冲突，因此统治者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而把个体或组织的理性强制推行为公共规则，并为维护这种规则而战。但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分析了统治者的理性，对被统治者的理性要求及二者的冲突只是略有提及。由于陷于新古典的个体主义的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不可能深入分析机会主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尤其不可能解释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与宽恕对社会的影响。
本文力图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用其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深化对机会主义的研究，并通过分析组织或社会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与宽恕的不同选择揭示社会制度的动态演进路径。
2、机会主义的产生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本文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机会主义的定义有些狭窄，可以把一切试图违约的行为都视为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是经济主体的理性与约束它的规则发生冲突的结果。这里有这样几种可能：一种是个体理性与组织规则和社会规则的冲突；一种是组织理性与社会规则的冲突；还有一种是组织理性与组织之间所达成的契约条款的（或规则）的冲突。只所以出现这些冲突，是因为在现实世界，规则的制定不遵循新古典的逻辑。在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中，一个经济人的选择在逻辑上是相当简单和明晰的，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身目标。新古典理性选择理论并没有严格区分个体理性、组织理性与公共理性。个体选择、组织选择和公共选择所遵循的逻辑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在这里组织或集体是放大的个体，社会无非是自由个体的联盟，只是借助了组织或集体这个中介。在此个体理性、组织理性和公共理性是统一的。集体选择和个体选择都追求相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