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虽开始于秦国，由秦首创了许多官制，但秦仅传及二世而亡。其致亡的原因当然很多，至少有一部分理由要归之于创制不够周密，或缺乏弹性，以致实行起来，格外显得“苛”、“暴”。 原来任何一种制度，就其积极作用一方面言，都有待于时间经验的积累，而为“尝试错误”的结果。纵观中国官僚制度，由秦代以至于清之中叶，每经一个朝代，表面上看好像是多一次重复，多一次“再生产”，但仔细观察起来，其内容是代有变更，或者说，每个王朝都曾惩前毖后下过一番因时制宜的功夫。在贵族政治的封建阶段，世卿世官一决于血统，而当时立在最高地位的帝王，对于人事，像是一切准据自然，而他自己亦大体是依自然血统条件行使统治。这看来是很不合理的，但却是再简单不过了。到了官僚政治的封建阶段，就是对于被宣扬矫饰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因为他自身，或者他的乃祖乃父取得统治地位，并不是凭什么叫人一见了无异议的客观标准，于是一个极微贱的野心者，也可对他发生“大丈夫当如是耶”，“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至若他以下的公卿大夫，由宰相以至于小小吏丞，权之所在，利之所在，自然要分别成为大家营谋攘夺的目标。
故此，对于一个有心计或者有远见的帝王，乃至帮同帝王主持朝政或实际把握政权的官僚头目们，对于政务的控行，其中对下属的忠诚的考量，就自然成为其政务的最主要一环了。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通过特殊的宣传和教育体系，将人民训练成为，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顺民，自不必说的。但专制君主们真正担心的却在于，他的统治赖以推行和运转的官僚体系。王亚南先生不得不感慨道：“（那些君主们）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人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我们由此已不难多少领悟到一般官僚政治赖以推行的官制的精神了。” 因为专制的君主们为了他的统治，而不得不总在为他自己及他所赖以存在的官僚体系中作着种种屈尊的配合性安排。 秦汉以后，历代君主莫不苦心焦虑于此，汉高祖惩秦以孤立而亡，封诸子为王，对于异姓功臣，另眼相觑，昌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然对同姓子弟，亦不放心。其侄吴王濞受封之日，“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因拊其背，告曰：‘后汉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耶？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史记》吴王濞列传） 东汉光武中兴，一方面鉴于西汉分封诸子引起之祸乱，“未尝有尽王子弟以镇服天下之意。盖是时封建之实已亡，尺土一民，皆自上制之。”（《文献通考》封建）然而诸子靠不住，公卿亦不见得忠实，所以“光武愠数世之失权，忿疆臣之窃令，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后汉书》仲长统传） 但讲得最露骨，最情见乎辞的，要算宋太祖与其功臣在“杯酒释兵权”的悲喜剧中所留下的一段对话了。太祖鉴于唐代藩镇之祸，对当时握有兵马大权的亲友兼功臣石守信，颇具戒心。他一天与守信等痛饮之余，觉得有对故人一吐肺腑之必要。他说：“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听了佯为咋异：“今天下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出此言耶?”太祖当反诘他们：“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就请太祖开导他们，太祖表示：“人生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就拜谢他指点的盛意说：“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这一席话讲过的第三天，史载“守信等皆称病，乞解兵柄，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宋史》石守信传） 其中我们经常讲到的专制时代的贪污腐败问题，事实就是这种一个典型。自秦汉乃至以后的历代王朝，均未忘记把“普天之下”的一部分土地，赐封其亲故。除此之外，厚禄与高官总是相连的，聪明的统治者，往往不但破格赐赠以结臣下的欢心，甚或鼓励贪污侵占以隳野心者的壮志。汉高祖对“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所表示的优容安慰心情；宋太祖劝石守信等“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的深谋远虑打算，皆说明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诚”，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诚”。 相对于维系现有政权的稳定而言，官员的腐败，比较于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与古代的统治者一样，在今日的决策者们看来，实在也算不得什么。这也或许正是我国今时今日，腐败不绝的根源吧。 最末的结局，做官的是总有机会发财，有官就有财，有财就自然有帮忙和帮闲的文人知识分子，有帮忙和帮闲的文人知识分子就有社会势力和身分，而这又反过来变成为他们仕途进取及家族永固的前提，而这样以来，那些本来有限的，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就更趋向于被他们独占了。 有论者云：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红色贵族化，但我认为比较恰当的说法应该是，那些披着红色外衣的中国型官僚已经贵族化。但历史经验却告诉我们，统治者与他的臣属，臣属与他的下属之间的这种私相授受，并不能够产生真正牢固的忠诚，照应着这种私相授受局面的，不是向心化，而总是这个体系的离心化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