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u An‘ gang & Guan Qingyou
Figh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China‘s Contribution
内容提要：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由于成本和收益分担不均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面临很大困难。总体而言，减排的成本损失有限，但收益却显而易见，不减排的成本相当高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调整其经济结构承担减排义务。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参与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关键词：气候变化 全球治理 减排 中国贡献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
《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
引言
有关气候变化的物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证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挑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世界人口最多、自然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中国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全球治理承担重要的大国责任。
2008年6月27日，英国前首相托尼8226;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在日本东京正式发布，这份报告同时也“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其政治目的是为2008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供决策背景。2008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参加了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八国集团（G8＋5）峰会。会议的主题之一是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态度、战略选择和思路不仅将对我国人民福祉、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地位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以及中国国际形象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并能够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因此，布莱尔报告对“各国领导人需要了解其在未来18个月内将要面临的选择”做出了全面的描绘，并提出了气候谈判中的若干重大思路。
客观上说，布莱尔报告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国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出发，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又应当提出哪些基本思路和政策主张？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带头积极响应，并主动承诺减排义务，打破“囚徒困境”的僵局，应站在减排前列，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
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无论对世界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选择。因为“达成减排协议每推迟一年，温室气体存量就会增加，未来气温也会因此升高”。[2]
大气中现存二氧化碳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工业化时代时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图1）。
图1 富国在累积排放中占主要份额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http://content.undp.org/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自己的）问题。无论排放源于纽约还是上海，气候变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按OECD国家水平，一个地球不足以承受人类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表1）。[3]
表1 按照OECD国家的碳足迹，人类需要几个地球
资料来源：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http://content.undp.org/go/newsroom/2007/november/hdr-climatechange-20071127.en
但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布莱尔报告也指出，“那些在造成气候变化上责任最小的群体，即贫困和脆弱人群，所遭受的负面影响却是最大的。”同样，那些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显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贫困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却要承担气候变化的成本，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适应能力也是最为脆弱的。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依靠联合国的制度机制是无法达成世界各国一致同意的治理框架。布莱尔报告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的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缺乏必要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只对少数发达国家有一定的约束， “软约束”、“软指标”、“软机制”的约束而已。在现实条件下，只能由主要大国（指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主动来提供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共同达成政治共识，再进一步建立和强化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哥本哈根协议是否是一个成功的协议：建立一个通向2050 年目标的高水平方向；以合适的短期目标和中转点的方式，使世界走上发达国家达到目标、发展中国家平等贡献的正轨上；创建一系列有效的扶持机制和组织；并且创造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学习而使协议不断改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检验的是，是否该协议所促使的投资、决策、以及资金流动会使得21 世纪走在一种新的低碳的路径上。实现这样一个成功结果的复杂性是巨大的，它将需要最高级别的领导——从八国集团开始。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从排放流量来看，美国是最大的排放国，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是前五大排放国，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前十大排放国占全球总排放量的60％以上。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但少数大国或集团的国家或多边行动（如，八国集团、欧盟、中国和印度）所造成的排放量在总排放流量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从温室气体排放增量上看，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7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在参考情景中，2005－203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上升57%，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占增排量的三分之二。中国将占增排量的最大份额，印度将在2015年左右成为第三大排放国。1980－2005年期间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图2）。根据布莱尔的报告，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
图2 G8+5温室气体排放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能源部信息署（EIA）Country Energy Profiles 计算。
布莱尔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碳足迹最深，因此发达国家应带头明确承诺减排义务。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被列入承诺减排义务的时间表，并根据本国国情和能力明确减排的总量上限和实现减排义务的时间表。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4]
真正的困难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还是需要大量规模空前且相互协调的政策和制度的干预”。因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只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政策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必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参照。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转型和自主能力提高来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2008－2010年是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公约或全球性协议的关键时期。中国在打破气候谈判的僵局，积极推动全球气候良治（Good Governance）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不是反对而是支持全球治理，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是逃避而是承诺减排义务，不是免费搭车而是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领导人应当充分利用两次机会窗口：2008年7月G8峰会和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尽快达成未来的气候保护协议，为低碳经济的发展确定方向。
减排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长期收益可观。
1．减排的损失十分有限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成本区间在GDP1%的收益和5.5%的损失之间。这意味着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IPCC 设计的情景大部分是在近几年能源价格上涨之前做出的，而且是以未来能源价格比现有水平更低为假设的。因此，布莱尔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到下列因素，减排对增长的影响有可能比这些研究所显示的更低。
l 平均而言，美国在冷战时期(1950-1990)用于国防的资金占GDP 的6%。
l 现在，全球用于保险业的开支约为GDP 的3%。
l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全球成本预计将达到GDP 的2%。
l 2004 年6 月至2008 年6 月石油价格从40 美元/桶上升到130 美元/桶所造成的全球成本约为GDP 的5%。
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景下，到2050 年人均GDP 将由目前的5900 美元上升到15900 美元。而在低碳经济情景下，到2050 年的人均GDP 将在15000 美元至15600 美元之间。因此，即使是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人民的收入水平将是目前水平的2.5 倍（图3）。
图3 GDP减排成本与成长率成比例
资料来源：Tony Blair , 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减轻气候变化的认真努力可以产生迅速和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但是，通过及早从低起点开始逐步提高碳价格，将把调整的代价分摊到较长的期间，从而使其减至最低。如果于2013 年开始实行减轻影响的政策，争取到2100 年把二氧化碳等价物的浓度稳定在550ppm（百万分之一浓度）的水平，世界消费的净现值在2040年之前只会降低0.6%。即使遭受这样的损失，2040年的世界国民总产值仍会比2007 年的高2.3 倍。IMF的测算显示，在2013 年至2040 年期间，全球减轻影响的代价可能不大，但是因国家和政策而异。代价的规模及其在国家间的分布对于各国能够多么容易地减少本国排放和减轻影响政策的具体设计很敏感。（图4）[5]
图4 减轻影响的总代价，2013-2040 年
(消费，净现值与基准值的偏差，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Hous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pril 2008.
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William R. Cline的研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体上要比工业化国家损失大。而中国的损失和收益各为7％，即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更为中性。[6]因此，他认为中国更有兴趣促进减排。根据我们初步计算，由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减排的年均成本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根据布莱尔报告提供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情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为7.2倍。这一测算还没有完全计入减排和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
低碳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在向新型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进行重要投资并创造出工作机会和无限商机。例如，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7]
2．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
按照斯特恩报告，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ppm至710ppm之间，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那么对GDP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飞烟灭。[8]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
气候变化不仅威胁经济发展，而将严重影响国家安全。欧盟的一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恶化现有趋势、紧张态势以及不稳定性。具体来说，气候变化的威胁有以下七种：[9]
l 资源引发的冲突；
l 沿海城市及基础设施面临威胁；
l 领土损失和边界争端；
l 环境引发的移民；
l 社会逐渐衰落、激进行为日益盛行；
l 能源供应紧张；
l 国际监管压力加大；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抓紧采取行动，世界各国将要付出的国防和安全成本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冲突成本远远大于减排成本。据联合国估计，在其2007年所进行的全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除了一项，其他全部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布莱尔报告提出了实现行动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充满信心。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可以把减排成本降低50%。由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成本是逐年分摊的，因此减排成本比我们想象的要低。根据布莱尔报告提供的数字，到2030年，美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边际成本约为1.1万亿美元，但仅占同期计划实际投资总额77万亿美元的1.5%。大多数边际成本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偿付。历史表明，对于成本的预测往往比实际成本要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对碳价格或者技术革新速度等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预测。比如，1988年，经济学家对美国削减一半氯氧化碳（CFCs）问题所需成本预测为210亿美元。但是到了1990年，通过两年的蒙特利尔公约下的运作，削减100% CFCs的成本下降到了27亿美元，比原先削减一半的预计成本降低了87%。[10]
中国有能力、有必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1．中国有能力为应对气候变化投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就必须进行投入，甚至是长期的投入，这一投入比人们想象的比例相对要小得多。根据IPCC报告提供的数据，这一投资在各国大概只需要占到其年平均GDP的0.12%即可以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GDP的约1.6%。从这一指标看，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财力来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长期投资。
经济增长率应尽可能保持在长期增长潜力范围内（为9.3-9.5%之间），避免经济过高增长，既可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又可以避免能源过度消耗，污染大量排放。“九五”时期经济增长率为8.6%，虽然略低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仅为1.1%，各类主要污染物明显下降，但是2002年以来，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82%，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为11.83%，主要污染物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在中国国情条件下，经济增长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大，代价过大。[11]
在2020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目标的设定当中，我们设想，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5-8.0%，2020年的GDP相当于2000年的4.65－4.98倍，提前或超额实现GDP翻两番的目标。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进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0到20%。[12]2030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量绝对数是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的。单位产出能耗减少一半；全国总用水量基本不增加，进一步降低农业用水比例，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占GDP比重由1.3%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3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24%。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投资领域之一就是大规模植树造林。作为自然的碳汇来源，森林的减排潜力巨大。布莱尔报告援引多家机构的研究结果指出，每年有1300万公顷、相当于希腊土地面积的森林遭到破坏，在热带地区还有2400万公顷的森林在逐步退化。在2000 至2005 年间，仅仅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就占了全部森林损失面积的一半。森林的退化程度不同，但是根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情景，到2050 年，在发展中国家将有2 亿至4 亿9 千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破坏，这占目前总体森林面积的5%至12%。砍伐森林会导致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据估计到2000 年这一数量为每年76 亿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全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至20%。相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森林蓄积量达到124.56亿立方米，活林木蓄积量达到136.18亿立方米，已经根本扭转了“森林赤字”长期格局，成为“森林盈余”大国。在世界森林资源总体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森林资源持续增长。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达到5300多万公顷，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近1/3，居世界首位，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长”。2000—200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0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0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0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13]
布莱尔报告估计森林减排的潜力区间从每年130 亿吨到420亿吨二氧化碳不等，碳价格为100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或更低，其中更有一半可实现减排潜力成本低于20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全球自上而下的模型估算出的减排潜力为每年90 至140 亿吨二氧化碳不等。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的数据，1999—2005年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态价值。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36.42吨/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 150.47吨/公顷。1980—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亿吨。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