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大都同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特征相联系。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方式尚未实质性破题。在这个特定时期，实现改革开放的新突破，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为此，我们在系统总结30年改革经验的同时，需要依据变化的现实，研究新阶段改革开放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改革的目标选择
1．我国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础。根据30年来我国这些宏观结构发生的变化，可以判断，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1）生存型社会与发展型社会的结构特征。生存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发展型社会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社会温饱问题总体得到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社会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表1：生存型社会与发展型社会的结构特征
（2）进入发展型社会的基础性标志。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个判断，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表2：进入发展型社会的基础性标志
2．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突出特点
（1）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市场化改革同步。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是一致的。作为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国，我国社会阶段的提升来源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巨大经济活力。例如：单一的公有制已经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到2007年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企业数量上来说已经占总数的95.5%，城镇从业人员在非公经济中就业比重已经占到84%；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体系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所取代。
（2）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30年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转变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作为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大国，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必然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例如：利用对外开放弥补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就业压力；利用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
（3）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社会转型。我国既是经济转轨的大国，也是社会转型的大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诸多复杂情况。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转型全面加快。其突出特点是：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利益主体分化和利益冲突增多；简单的社会结构演变为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3．新阶段改革目标的选择
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改革发展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改革开放之初，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改革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今天，从总体情况看，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阶段已经过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改革应作出新的选择。
（1）改革要更加关注人的发展。进入发展型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上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为此，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对改革发展提出的基本需求是：
关注人的自身发展。人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健康的身体，需要有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比较充分的就业，等等。就是说，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的人的发展权问题，已经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的基本性问题。
关注人的公平发展。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尚未全面打破，改革中利益关系调整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使得某些不公平发展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例如，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制。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改革既要消除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更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推进新阶段的城乡统筹发展，解决现实城乡居民发展的不公平问题。
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涉及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涉及到人参与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活动的基本要求。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趋势，不可避免地需要推进全面改革。
（2）改革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30年，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增加经济总量。当前，从整体情况看，以扩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阶段变化的需求。为此，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把重点从扩大投资转移到创造社会需求上来，并由此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看，如果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机制是很困难的。
（3）改革要促进社会进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全面增强。当前，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利益协调与利益结构调整；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三根柱子：政府、市场、社会。为此，要推动公民社会发展，让公民和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应当在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公民社会有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个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二、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改革的主要任务
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还是改革主要任务的确定都同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都取决于一定发展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
1．新阶段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实现历史性提升，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从基本国情出发，在注重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更需要强调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那么，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矛盾变化呈现出哪些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呢？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2007年，我国GDP总量占到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钢铁消耗占30%，水泥消耗占54%。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煤炭生产国，成为除了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国，成为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由此可见，伴随着30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的资源环境付出沉重代价，已经到了难以承载的程度。其次，资源环境的约束全面增强。从国内经济社会的约束看，资源环境开始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开始成为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突出矛盾。从国际社会的约束看，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方式正处在转变之中，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以最近五年（2003年—2007年）的情况看，我国在资源环境的消费变动对全球的影响较大。例如，我国铁矿石消费对全球的消费贡献率是85%，铜的贡献率是55%，原铝的贡献率是51.6%，原油的贡献率是33.5%。
（2）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并且越来越突出。进入到2000年以后，个人年均用于公共需求方面的支出大概等于90年代中期以前3-5年的支出。就是说，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全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公共需求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我们过去讲基本公共需求主要是四项，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现在看来，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公共安全问题等，已逐步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需求。
进入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直接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首先，它影响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些年我们一再讲扩大内需，启动农村这个大市场，但尚未达到预期目标。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对社会保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澳大利亚的蓝领是发周工资的，每到星期五、星期六，餐馆很热闹。为什么他们敢消费？道理很简单，有稳固的社会保障。有学者分析，如果我国社会保障能基本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5个百分点。其次，它能化解社会矛盾。现有的很多社会矛盾都同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相联系的，无论是一些利益冲突事件还是某些群体性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直接相关。这个矛盾在不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并且成为某些区域性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再次，它还能缓解收入差距：第一，区域差距的问题。2006年我在甘肃省调研的时候了解到一个情况，甘肃新增贫困人口的80%左右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教育不足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基本公共需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成为新阶段贫富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城乡差距的问题。去年年底，我国城乡的名义差距是3.33倍左右，但是如果把各种社会福利因素计算在内，估计城乡差距在5-6倍左右。也就是说，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影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5%左右。
（3）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参与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制度建设，例如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政务信息的公开程度、利益协商对话渠道的建设等，同社会发展趋势不相适应。此外，政府自身建设也存在某些突出问题。比如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某些体制性机制性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比较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