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根据国家税负总局公布的上半年税收数据，上半年全国税收达32553亿元，同比增长30.5%；同时，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5亿元，增长27.3%。同期我国GDP处于下滑区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接近15%。经济下滑而税收大幅增长，应该让报喜鸟们不那么理直气壮。
目前日益强大的降税呼声似乎出于实际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走势下滑，沿海制造企业在汇率升值、信贷紧缩、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之下不堪重负。但不应忘记，每年国税局以年增长30%以上的财政收入报喜的时候，都会引发一轮降税的呼声，可见，降税呼吁不始于现在，呼吁有更为深广的理由。
税收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之间的不匹配令人关注。近三年来税收全国税收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与GDP与城乡居民收入相比，税收的增长独领风骚，政府财富在总体财富篮子中的比例增加，导致税负社会总体税负加重。由此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政府财富增长、对社会资源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强大，政府与个人越来越仰仗于政府的资源配置权生活。税收增长的表象之下，是中国人生存模式与企业生存模式的政府主导权力的强化。
我国市场改革有两个支柱：一是日益希望突破控制束缚的民间市场，二是政府越来越强大的主导能力，目前央企等国有力量的日益强化也反应了这一点。这两个互相冲突的支柱形成居高不下的社会运作成本。
从经济发展与政府自利的角度来说，降税是涵养税源的需要，过高的税收会破坏税源。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几乎所有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国家都在进行税收体制改革，以降税发展经济，中东与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就是代表。我国是大趋势中的例外。
关于我国税赋高低，近些年争论颇多。每年公布的福布斯税负痛苦榜显示，2007年，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2008年稍有下降，全球排名第五。加上行政收费在内，我国的真实税负在30%左右，与高福利国家的高税负同列。众所周知，我国并非高福利国家。国家税务总局从未认可福布斯的数据，称我国的宏观税负在20%以下，但这个数据超出了企业与个人的理性认知范围。
税收的作用绝不止于维持政府的运作，捍卫政府的权威，税收也不是用来达到普遍贫穷而后进行转移支付的工具，税收是重要的社会的激励机制，不同的税收体制将带来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市场运作环境，现代国家的基础是现代的税收体制。
建立现代的税收体制，需要给予纳税人知情权。各种规费的存在说明纳税人的知情权千疮百孔，即便在公开的税收中，仍然存在纳税人的知情权缺失的问题。我国个人税负并不仅仅存在于个人所得税中，还隐藏在企业税负中，目前25%的企业所得税，有重复增税之嫌的生产型增值税，与偏重于建筑等行业的营业税，使企业难以承受。高成本产生了民建中央去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2.5%的企业对于目前税负水平表示“非常沉重，无法承受”；超过25%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缺乏服务意识，存在管卡压和以权谋私现象”。
另一些隐性税负不应该被忽略，当一些人声称中国油价过低时，忽视了养路费、过桥费、机场建设费、企业亏损补贴等隐性税负，这部分负担由纳税人、交通设施使用者、因物流成本增加而买单的企业与消费者共同承担。我国致力于建设公共财政，但缺乏监管与预算外收入占比过大的公共财政体系，不时爆出的财政项目黑洞，同样让消费者丧失知情权，对纳税者的不尊重、高税负、高昂的征收成本、普遍而泛滥的税收优惠，使纳税者缺乏责任感与对征税权力的认同感。
在一片降税的呼声中，财税部门出面担心下半年支出过重；征收资源税、环境税、物业税等初露端倪，这些用意良好的税收，如果不以改革旧税制为前提，将成为新一轮不公平财富分配的起点。
不可否认，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减税、透明。仅举其中荦荦大者，2007年3月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个税起征点从800元调高到2000元；2006年实现农业税全免。让人担心的不是征税者与纳税人理念的歧异，而是部门利益与高税收模式下政府部门形成自我强化倾向，要制约这一倾向，纳税人对收税者拥有反向制约权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