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并以人为低估的货币作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而国内消费有限。开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助长了基础设施建设。多年来，中国经济从这些政策中获得经济好处，GDP呈双位数增长，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资金流。
但如今经济与社会扭曲已经开始伴随着通胀现形：无数的资产泡沫，迫近的生产力过剩，以及猖獗的制度腐败。中国政府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如果政府允许它的货币迅速升值以减少通胀，出口将放缓，失业率上升。如果它没能制服通胀，社会不稳定会迅速呈现。中国已经深处于一种后发劣势的樊笼中。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况呢？
陈志武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力的解释，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内需不足，其根源在于，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他说，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我们回头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他做过一个测算，今天中国75%的资产掌握在国家手里(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而不是掌握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
为此陈教授指出：我们一直说要增加第三产业，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比重，但却很难做到，这并不是偶然的。国家掌握这么多固定资产配置权，就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而之所以产生这种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我想却还是在于人类在获得伟大的成功后，都会趋向于可怕的堕落，一种精神上的堕落，这种堕落充斥着太多的傲慢与自满，而这种自满的的必然结果是怠惰，他们在自满中慢渐的失去与其他治理方式方法竞争的热情，他们更乐于采用专制的管制模式，但这样以来，原有的丰富的创造力也就衰竭了，该种曾经成功的文明也就自然的开始自我固化了，而这种固化的必然是对这个变动的世界将缺乏适应的弹性，接下来的将是他们信心的丧失，他们行动也将不再有说服力，而这也将更驱使他们偏向采取强压的策略，急于想控制他们所接触的一切，三十年代的德国、五十年代的苏联、六十年代巴西以及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而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想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却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然得经过若干年发展以后，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
因此，要想依靠内需增长，则必然对我们的制度的要求相应的就提高了，对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也必然的高了。但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而这也正是一切失去创造力的政权所更愿意采纳的方法。
我们无可否认，在大一统（包括思想与意识）的体制下，政权可以利用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和经济壮举。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往往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扭曲。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者们是这样干的，到战后日本也是这样干的，但问题却在于，帝国主义者的命运是怎么样呢---覆灭，而至于日本，在它制造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壮举后，现在所有的仅仅只是挣扎。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就在于，由于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执政当局也就丧失了创造性的改善国内制度环境的动力，从而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健全的管制环境。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将来的宿命：伴随创造的动力的丧失，而来的是行动力的僵化及力不从心的挣扎。在这样不断地恶性循环下，曾经的成就便会迅速进入衰退的危机中。
之所以出现这种景况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特别是执政者认为这是他们所倡导的文明的胜利，他们为自己的成功而自满，这是一种典型的死于安乐式的精神上的自我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