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庞大的中华帝国来说标准是很必要的。建立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秦始皇在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之后，首先着手的工作是统一度量衡。中国古代文献《礼记》中，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话。由于对标准的强烈意识，在以前的中国甚至出现了“前辙”的故事，指的是制造的时候弄错了马车的两个车轮的幅度。 现在重新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以前的统一帝国一样，试图通过奥运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大国家，中国正满怀雄心壮志，希望把自己的东西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标准”的全面出台。 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人难以分辨其内容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虽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话语来委婉地表示，实质内容是中国随着国内外环境而变化。“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同行”这一西方政治学教条式的观念将不适用于中国，反倒是中国式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正成为其他不发达或者是发达国家发展的榜样。在那些不发达国家眼里，不强求政治自由化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引入市场经济要素，这一中国发展模式被称为“北京共识”。可以说政治上的中国标准也出台了。而在国家对经济领域里的作为，中国标准事实上也在影响着其他国家，这甚至包括美帝国。 近些年在美国出现了大量private/publicpartnerships的案例，私人部门获取利润，而公共部门承担风险。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reddieMac，简称：房地美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Mae，简称：房利美的出现，正是美国版本的中国运作模式的典范。 中国素来就有救市场于危难的传统，近来就楼市和股市的表现，救市之声又甚嚣尘上，而这样的中国标准近来又被美国政府给接受去了，美国政府近期表示将对FreddieMac与FannieMae拟议援助。 对于这次援助，其辩护者们认为，这些机构过于庞大，不容垮掉。但问题是，如果这一说化得到确立，那么，政府以前就有责任监管它们，但政府在这以前去了哪里了呢？对于政府这样的失职，美国人终于从长期的跟中国的交道中学到了一招，那就是金融部门获取利润，而公共部门承担风险。中国人在处理他们的国有金融机构就是这样干的，一旦那些不负责的银行因为贪婪，而造成大量的坏帐，中国政府就会很慷慨的从国家财库里拿出人民的税收，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坏帐接过来，如今美国的自由市场的传教士们却也将这种把戏拿将过去了。
我从来不相信又什么机构可以庞大到不能破产的境地，纵或如此，它们也不至于大到无法重组。实际上，美国政府的确正在提议一种金融重组，但它并不符合此类公共资助体系应该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它应该完全透明：纳税人需要了解他们承担的风险，以及被援助的股东和债权人拿到了多少钱。其次，它应该具有完全问责性。管理层、股东或是债权人，所有应该对过失承担责任的人都应该承担后果。当股东受到保护时，纳税人不应被要求再多掏一分钱。最后，纳税人应该为他们面临的风险得到补偿。风险越大，补偿应该越多。 美国政府对BearStearns的援助就完全的遵照了中国标准，也就是他们完全违反了所有这些原则。股东们带走了超过10亿美元，而纳税人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规模。很明显，纳税人没有从所有这些风险承担中获得一毛钱。摩根大通JPMorgan拿着Fed担保的贷款收购了贝尔斯登，而这完全就是中国政府拿人民的税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接四大无能而贪婪的国有银行的美国版本。无论是BearStearns还是中国的四大，当时设计一种重组并不难，这种重组能更加透明、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并为他们的风险承担提供一些补偿。 然而，与中国的四大相比，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拟议援助计划看起来可算是一个优秀治理的典范。但无论是中国的四大还是美国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拟议援助计划或者是对BearStearns的援助，这的确是个坏标准，典型的中国式标准------曾监管失败、接着又热情高涨地进行补救。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认为股市、房价和实体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会传导到实体经济。而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为自己的无能辩护的护身符了。但这个坏标准的执行者们却又向他们的民众开出一张空白支票。他们宣称：“相信我们。”是的，我们能够相信政府——他们会给我们这些纳税人带来另一个不公正待遇。 如果按照当前中国的楼市行情，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金融机构的冬天应该不远了，新的大量的坏帐目最迟到2009年的下半年就会摊在他们的年报里了。到那时候，我们的政府又一定会拿出人民的血汗钱来拯救那些金融机构的，而到那时，支持中国政府这样做的名目又多了一段---与世界接轨，他们的奴才学者会告诉你美国人曾经就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并不知道美国人这样做的标准却恰好来源于中国。 中国的楼市已经坏了，但比较于美国来说，应该还不算太坏，至少还仅仅保持在美国楼市危机的2006年底的水平，也正因此，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了：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核心下手，而这个核心就是一个事实：在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相当多的中国公民贷款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保留其房屋，方法包括将房屋抵押贷款扣除额转变成可兑现的税收抵免，以及设立针对一个房屋所有者的《破产保护法》，重组人们的债务。这将使资本市场变得清晰——如此来降低我们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表亏空规模的不确定性。 政府应当设定援助规模的上限，同时需要明确，虽然它不允许那些金融结构破产，但也不会扩大援助规模。这可能需要严厉的重组。应该对“信用额度”收费，而且，基于风险水平，这笔费用应该高于正常利率。 我们应该让那些金融部门知道该如何保护其利益，只要信用额度有所扩大，就不应向股东支付任何红利。为了确保政府不是单纯地为那些没有进行尽职调查的债权人提供援助，至少需要预留出部分即将到期且不再续借的票据、贷款或债券，放入一个escrowaccount，只有在确定纳税人没有风险后，才可以支付偿还。所有的政府贷款都应该是累计优先债务：在其他债权人获得任何收益前，纳税人优先得到报酬。为了阻止道德风险，其利率应当是惩罚性的，而且随着借债数额的上升而提高，以体现风险的上升。最后，政府需要同时兼顾上行趋势的潜能和下行趋势的风险：例如，可以持有股份（日后可能会被出售）或者权证——就象在援助Chrysler时采用的。 基本经济规律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市场中的那些机构已经享用了一场奢华的盛宴，而政府却要求纳税人来为他们的贪恋负责，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标准，从美国人最近干的活计来说，这却是个最坏的榜样，对于这个标准，我们应该干脆地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