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话题明显多了起来。从主要关注的角度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失地农民的土地问题，二是农民是否应该获得更大更多土地权利的问题，三是土地规模经营的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农民的权利，第三个问题涉及农业生产乃至国家粮食安全。都是十分重大的问题。
一，
目前国际粮食价格猛涨，各界都很关心粮食问题，我就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前不久《农民日报》连续在头版报道湖北种田大户侯安杰在数县种植两万亩土地的新闻，湖北省有关领导批示要重视粮食生产，要给种田大户以实际支持。湖北省是人均耕地很少的省份，竟然有人可以耕种两万亩土地，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新闻。这个种田大户显然不可能自己有这么多的土地，而是向农民租赁的土地，租种时间一般四到五年。期间，种田大户给土地承包户每年每亩定额地租，而将土地出租的农户也可以安心外出务工。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种田大户只有四到五年的租赁土地时间，他没有办法长远安排土地的使用，尤其没有办法建设必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比如灌溉体系。两万亩土地，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灌溉设施，是问题多多的。另外，因为是租种不同农户的土地，两万亩土地没有连成片，这不仅影响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且也影响土地上的基础设施投资。记者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建议，能否将农户的土地永典给种田大户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民因此进城成为市民，种田大户因此成为农场主。经营万亩的农场主多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就上去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生产就有了保障。也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鼓励农民的土地流转，就应该鼓励种田大户的出现。
但是，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将土地永典给种田大户，不愿意将土地永久地流转出去，也是有农民自己的考虑。很简单，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不足于维持他们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理性考虑的结果是，等到年纪大了，城市务工没有人愿意要了，他们就回来种田。城市务工收入不足以养活进城务工的农民一家人。
在农民的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之前，土地收益都归农民（小农）所有，流转之后就大不同了，就是土地的收益现在归种田大户和一般小农分享。经营大户越多，经营大户种田越多，小农能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就越少。并且，种田大户在农业上越是有效率，生产的粮食或者其他农产品越多，一般小农就越是被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也就是说，假定农业收益是一定的话，在没有种田大户出现之前，这些农业收益由全国分散的小农分享。有了种田大户，有了农业资本下乡，之前由小农分享的农业收益，现在不得不先被种田大户切走一大块。分散小农可以从农业中分享的收益减少了。土地流转给种田大户，即使可以提高农业的效率，也不能为一般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机会。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都进城务工的话，除了恶化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竞争以外，并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好处。
从以上算总账的角度可以看到，土地流转给大户经营，至少对一般小农没有好处。种田大户经营的土地越多，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小农从农业上可以得到的总收益就越少。不仅如此，一旦土地永久地流转出去，会带来两个对农民严重不利的后果，一是土地永久流转出去后，农民事实上就不再有机会回到村庄，他们就只能流落到城市。有人说我们正是希望农民进城成为城市人，我们还要制定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呢。但是，农民能否进城并不由农民个人意愿决定，而只能由他们的收入条件决定。前面已经说过，仅靠在城市务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更别说维持农民在城市的体面生活。他们之前还有农村的家，这个家是他们的信念所在，归宿所在，希望所在。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可以回得去的世外桃源。现在，他们回不去了，只能在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挣扎。尤其重要的是，当农村土地流转不是个别现象，而被政策推动成为普遍现象时，失去家园流落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是个别，而是相当规模的现象，这时候，农民在城市获得好的就业机会的可能，就会因为相互竞争而进一步减少。
每年春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不顾春运拥挤而回家过年，春节尚未结束，大量农民又外出务工的奇特景观。农民工成为候鸟。这当然不好。不过，这总比不允许农民外出务工要好。最好的结果是农民可以不用象候鸟一样城乡两头跑，而是全家搬到城市成为城市市民。但如前所述，依靠现有务工收入，农民全家进城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他们现在是靠了城市务工收入，加上农业收入，而在村庄维持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将全国大部分农村的农民，看作是兼业的小农。在传统时代，农民往往无法仅仅靠种田来维持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手工业，或者给地主做长工短工来获得部分收入，以维持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目前农民外出务工，就相当于传统时期农民从事手工业等兼业，不同的是，当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比传统时期兼业收入高得多了。且农业收入也比过去高得多了。传统时期的兼业是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农民温饱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他们外出务工是为了维持在农村的体面生活，是有大追求的。在城市务工的收入，相对于城市人也许不多，拿回家乡，这笔收入却可以做点事情。在城市累死累活，农民之所以愿意忍耐，是因为他们对农村的生活抱有期待与希望，他们并不是城里人拼命赚钱拼命消费，而是为未来而积攒。春节太好了，这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的希望。他们要回去再计算一下自己的希望。正是有了希望，农民外出务工才有了意义，有了动力，有了忍受苦难的品格。农村是农民的宗教，是他们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一旦因为土地流转而至大量农民失去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农村的根就没有了，他们长远的期待与希望也就成为问题——因为他们在城市很难有真正体面生活下来的机会。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他们也就不再有了长远打算，他们为了每天的生活而劳碌奔波。他们不再能够忍受苦难，因为不再具有期待与希望。
将土地永久流转给种田大户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即使有农户愿意将土地永久流转给种田大户，总有农户不愿意。这怎么办？一旦有人不愿意流转，就会使大户的土地不能连成一片，他们的规模经营就不会那么成功。而站在不愿流转土地农户的角度看，当村庄的其他人都将土地流转出去后，他就不得不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力量（种田大户），即使陌生的种田大户没有恶意，仍然生活在村庄的农民也再难获得之前村庄生活的意义。
从以上讨论来看，假若仅仅从农业上讨论土地规模经营问题，而忽视了现在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数量都极其庞大的农民，这样的农村政策就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并因此带来严重后果。
二，
我们再来看看是否应该给农民更多更大土地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话分两头来说，一头是土地权利与农业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建设的关系问题，二是哪一部分农民可以从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中受益。
有人认为，站在农民角度，给农民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肯定是欢迎的。若你问农民，你要不要更多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肯定会说要。问题是，土地其实是集体的，集体的土地，农民人人有份。更重要的是，土地权利越是明确给农户，土地上的既得利益就越严重，关于土地集体利用（尤其是公共品供给）就越是难以谈判，农民因此就越是可能深受损害。
举例来说，以上湖北省种田大户在土地经营中遇到的基础设施问题，倒是当前农村农业经营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一定三十年不变，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是村集体的，但使用权则是农民的，农民人均一亩多耕地，户均不足十亩，这么小的土地面积，就使得农业所需公共品比如灌溉、排涝、机耕道等必须依靠超家庭单位的合作。因为农户具有土地的使用权，公共品建设需要每户农户出钱出力，却可能有人想搭便车。比如，有人的土地就在灌溉渠道的边上，只要渠道流水，他的耕地就可以首先得到灌溉用水，他就可能不愿出钱抽水，而等其他人放水过来，他白得好处。有一户得到好处，其他农户又没有办法将这一农户排挤出去，这一农户的行为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就会出现户户都想搭便车，最终导致公共品供给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