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不久，一位读者看了我写的一篇带有悲观预言的文章之后把我骂了一顿，并且顺便讽刺了郎咸平教授。其原话我记不清了(哪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和讯博客中查找一下)，但这么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别把自己弄得像郎咸平似的”。
这句话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原本没有想到，在郎教授一个又一个预言被验证之后，他不仅没有赢得广泛的尊敬，反而依然被一些人看作不光彩的角色。
在一些人眼中，郎教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光彩角色呢？我想，用三个词汇来形容可能正符合这些人的心意：一是“叫丧的乌鸦”、二是“跳梁小丑”，三是“过街老鼠”。不知道郎教授是否会看到我写的这篇杂谈。如果能看到的话，希望郎教授不要误以为我在添油加醋，更不要误解为我在攻击他，“您”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这样的角色。
名气远不能和郎教授相比的我，也被很多人称作“乌鸦嘴”。网上遭受人身攻击，平时遭受怪眼和冷眼已经开始成为我“新生活”的一部分。我以前一直在不能随便对外发表个人观点的地方工作；2007年底才进入企业，获得了发出独立声音的资格。因此，我这个乌鸦叫唤的时间比郎教授要短得多，发出的叫声也比他少得多。所以，以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我容易想像得到郎教授背了多少骂名。
从2008年初开始，我根据自己对全球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观察和研判，有限度地发出了一些带着理性和良知的悲观预言，其中包括：次贷危机只是美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序幕，全球将爆发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欧经济金融危机将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灾难，全球股市最终调整幅度可能达到90%，全球将走向零利率，中国房价长远下跌空间在一半以上。年初预测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5月份预测1900点，8月份预测1700点、7月份预测“零”利率，都已得到验证。但那些需要更长时间来验证的悲观预言使我成为未满刑期的“重罪囚犯”。
有些人听了我的观点之后，说我的观点和谢国忠很接近。我心里很清楚，把我和谢扯在一起并不是高看我，而是带有很浓的嘲讽意味，因为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个带有“卖国”嫌疑的小丑。
谢在本质上是什么样的人，我并不了解。谢自己像是说过：我有什么资格和能量来卖国(并非原话，大意如此)。这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假如谢能够卖国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也太容易被人买卖了。从谢发表的观点看，他是一个既了解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又了解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理性学者。在我看来，他有两点不足：一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他常常说出前后矛盾的观点；二是他对问题的分析基本上停留在经济学层面，缺乏深层次的哲学思维。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谢算得上一位至少达到18K的ECONOMIST，不像很多人徒有各种头衔。
我既不想沾他人之光，也不愿意沾他人之羞。为了避免别人把我和谢扯在一起，我只好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我和谢的主要分歧。这样做，不同于台湾比较流行“切割”游戏；在环视全球、放眼未来和敢发预言的风格上，我认为谢是很值得赞赏的。
很多“专家”、“学者”最大的悲哀就是坐井观天，就中国论中国、就股市论股市，缺乏广阔的视野；而且，只敢对过去的和眼前的事情高谈阔论，没有勇气和能力预测未来。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的“学者”有多大用处呢？他们所做所为与其一生中耗费的社会财富相称吗？
人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未来。回顾历史也好，分析现实也好，其真正的意义都在于给预测未来做必要的铺垫。如果不预测未来，自然也就谈不上对未来形势变化拿出前瞻性应对之策。如果对未来形势变化毫无准备，那就连瞎子走路也不如。
诚然，对未来的预测未必一定都正确。但就境界而言，以预测未来为导向的研究，比停留于解释过去和观察眼前的研究，要高出很多倍。不论中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有多少“精英”，如果这些人只是沉湎于解释过去和观察眼前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和“盲人夜行”就没有多大区别。
还是继续谈郎教授吧。他的大多数文章我都仔细读过。这里想冒昧做两点评价：
首先，他做出各种悲观的预测不是信口胡言，更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直言自己所思所想。他预言危机，并不是希望有危机；他更没有什么魔方能用几句话把危机招引到我们身边。他之所以预言危机，是因为他嗅到了危机的气息，而且他对自己的嗅觉有高度的自信。他预言危机，更是为了提醒人们提前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从而减轻危机带来的灾难。因此，他是一位“经济灾情预报员”。乌鸦在嗅到死亡气息时也会发出难听的叫声。那种叫声可能是表达即将获得“食物”的欣悉，并不是为了提醒临死者采取什么自救行动。因此，只有那些极其浅薄和麻木的人才会把郎先生这样的人看作乌鸦。
其次，他不像是理论大师，有点像“得道成精”的MBA，但他对现实与未来有超凡的穿透力。他很喜欢用“工商链条”、“六加一”之类不具有学术色彩的词汇，也没有提出什么全新的学术思想；他对某些问题的分析，甚至在逻辑上也值得商榷。他在谈到房价、股市、汇率、利率等问题时，明显“底气”不足。因此，他不像是一位大学问家，更不像是一位划时代的理论大师。但是，谁都不能否认，几年来，他的很多预言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觉得，这很可能得意于他超凡的悟性，以及他对现实脉搏的牢牢把握。他像一个合格的中医一样，对现实经济生活“望闻问切”并给出明确的诊断；而很多“专家”、“学者”只是像一个懒惰的西医一样扫一眼“化验单”，然后给出模棱两可的结论或不言一语。统计数据和新闻报道实际上是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化验单”，但在中国，化验体系是残缺不全的，化验单的内容也常常失真。
“别把自己弄得像郎咸平似的”。这句带有提醒意味的讽刺之言，对于我实际上是多余的。论中医大师般的“望闻问切”功夫，我比郎教授差N个量级；论直言病情的勇气，我也许只能永远仰视郎教授。论“预报经济气象”的研究风格，像或不像郎咸平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命题——如果你在经济学领域挂着一个PRO、PHD或IST之类的头衔，且不愿意充当滥竽充数之徒，那就必须把预测未来作为研究问题的基本导向。
气象预报技术已经今非昔比，但仍然并不完美。与气象预报技术相比，经济预测技术也许落后100年。此乃整个人类对经济规律的有限认知问题，而非一人之愚拙。气象工作者基于现有技术和所能获取的全部信息而做出的气象预报，是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这种错误值得反思，但没有理由去嘲讽它。在经济预测方面同样如此。用自己全部能力和良知预测未来的人，即便其观点未必正确，也比那些顶着显赫头衔但却对未来不发一言或永远高唱赞歌的人，要光彩得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古训。然而，多少年来，我们这个国家盛行的却是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说不清这种文化是虚伪还是麻木，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
日本人拍过一个电影，叫做《日本沉没》。该影片的主题是展望地震和海啸让日本灭亡。日本导演拍这样的片子，日本观众接受这样的片子，是因为日本这个民族一直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在我们这个国家，谁敢拍一个相近主题的影片？
我觉得，忧患是变革之父----没有忧患，就不可能有变革；没有近乎绝望的忧患，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变革。据说，拿破仑把中国比作睡狮。我觉得这个比方不够恰当。在民族性格上，我们几成像“狮子”，几成像“羔羊”？我们昏沉沉的神态，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患有慢性顽症？
----写不下去了，只好到此收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