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的经济状况逼着我写这样的文章。正像马克思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促使他走上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道路一样，一切关心中国社会命运的人们，当然应该首先关注于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以及解决方法。马克思在1859年写于伦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道——“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在中国，1957年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原理，结果是，经济学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社会生活中人性的基本面貌。教科书也是前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教条的翻版。 自1978年底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以来，关于各种经济问题的争论始终激烈地进行着，改革初期凡事都要问“姓资姓社”、“公有私有”的问题，因为这些概念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92年春季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明确地走上了一条资本注入型的产权改革线路，经济改革也明确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但是，在中国，经济学基本上停留在对政策的诠释以及借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状况下。固然，在中国文化的固有结构中，是没有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有的只是零粹的经济观念。原因在于，直到现在，中国社会内部的产业革命进程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的构成，农民自始至终都占我们民族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就国际背景而言，遇上了19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前者同中国社会的呼应是在1989年发生了“六四”事件，后者的影响就是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还难以判断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政治或者文化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 中国经济学要想尽快走出幼稚的阶段，就必须采取科学的思维方法准确地揭示一系列经济现象的实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把经济因素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基础的力量，并且是决定性的。但是，经济基础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从来都不是简单机械的，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传导机制，这要求我们看待社会问题不能够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用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思维方法和继承其基本的概念。在这方面，是需要我们社会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努力的。 劳动价值与分工、就业、交换与分配、产业结构与升级、国际贸易等问题是经济学研究急需回答的诸多问题。中国经济学需要找到学术研究的主线和起点。 用一篇较短的文章说明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困难的，但是，我写文章本身就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因此，我不可能写出长篇巨著来。 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形态的特征 就中国经济基础这个系统来说，存在着许多种层次分明而又相互关联的生产方式，所以，这是决定中国经济基础结构特征的实质因素。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结构成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共同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 用一种比喻来形容，在中国经济的系统中，并存着多条截然不同的跑道，同时行驶着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一起奔跑着的有牛车、拖拉机、汽车、火车和飞机。差距就是如此巨大。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严格的分开，试想，如果把这些动力和引擎完全不同的车辆放置在同一条道路上，哪就会出现谁也无法前行的局面。打个比喻，管理中国经济就像管理不同的交通工具一样。 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象今天中国这样的一样国家，在同一国家的社会内部，其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科技经济形态的并存，形成了中国在21世纪初社会发展的局面。 中国经济形态的特殊性是积人类社会经济300年发展过程的结果于一体。农业经济形态仍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工业经济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经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景观。传统农业经济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更新，工业经济需要成熟和整体性的产业升级，主要是从美国接受来的信息经济需要得到消化。 积人类300年经济发展的结果为一体，这就是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既存在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又存在工业经济与科技经济形态，它们的关系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牵扯、互相发生作用。 因此，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必须具有层次分明的特点，并且从三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发展战略入手，解决整体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必须从三个不同的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和共同发展需要入手制定。 农业经济依然是中国最落后的经济存在。土地问题是共产党政权一直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国家权力支配社会财富的传统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在彻底解决这种现象制前，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经济规律可循。 中国经济形态的根本转变，必然表现在社会人口结构的巨大调整方面。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关键。 产业转型与升级是中国经济未来30—50年内的最大问题。并且，要持之以恒的把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加以发展。 二、中国工业化程度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经济从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发端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成熟，其时间延续了大致190年。工业经济在美国则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到20世纪50年代，仅仅延续了90年时间，美国就把工业经济推向了最高峰。之后，在美国发生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推动全球经济实现了一体化。从科技革命发生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其时间仅仅为30—40年的历程。 在1989年，美国有6家银行首先联网进行货币交易。9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速在金融业应用。使得纯粹的货币交易迅速覆盖全球，涉及到世界主要国家。直到2007年2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从而引发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美国汽车业、钢铁业、石化业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在困境中。这既是美国工业经济成熟到一定高度的表现，又是制造业本身的一场危机。 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是否能够仍然保持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10—20年里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发生根本性改变原因在于：1、美国经济内部不再存在革新的能力，2、世界上出现一个取代和超越美国的经济体。目前看，这两个条件还不明显的存在。 必须看到，中国工业化的水平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程度。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还不存在自己的独特的工业发展模式。 1840年后的洋务运动是古老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开始。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自1860年到2008年，已经走过大致150年的历史进程。但是，到现在，中国工业经济仍然处于西方七国集团的后面。 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制造业尚未达到能够满足国内13亿人口组成的近4亿个家庭需求的水平。我们看到的大工业企业、大行业的周期与困境，比如石化、钢铁、汽车、电力、煤炭等等行业的繁荣与萧条，都是经济周期的表现而并非中国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信息经济的开始，这个经济形态仅仅存在了十几年时间。它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果，又是对外开放的成就。中国在对信息经济的接受和传播方面表现了非常强的能力。但是，在核心技术以及自主创新方面，仍然是短板。 现在，中国工业化处于成熟过程的后期。结合科技革命促进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成熟，这是中国经济形态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单纯的工业化并不是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出路，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所能够容纳的劳动力不足以推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处于农业经济科技化与信息知识经济形态的夹缝中。 但是，必须看到，工业化在中国大陆社会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在下一个经济形态来临与成熟的过程中，同样是整个制造业的科技革命过程。 三、就业与分配 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在今后两三年的短期未来里不会发生根本好转，这要求中国经济政策的方向调整为以改变分配制度和加大社会保障为主。 在目前，经过2007—2008两年的经济形势的大动荡，就业与分配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而经济政策的思路仍然是“保增长”，但是，我认为，解决就业和分配制度的问题，是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 失业现象不仅意味着社会劳动力的浪费，而且表示着经济运行的不正常。在现代经济中，形成失业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主要包括：1、某个劳动组织即企业不能够继续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商品与劳务；2、因产业升级而造成产品与服务方式的结构性调整；3、企业间债务负担的影响；4、企业内部经营与管理的落后性；5、政策影响。
从社会层面上说，失业对社会的危害是经济运行中最具有破坏性的现象。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对策，需要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中寻找，同时，也需要从如何向社会提供企业制度的方面去寻找。 分配既是一种企业行为，又是一种政府行为。 在中国大陆目前劳动力的结构状况下，即使不发生眼前的这场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国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也不现实。因此，必须从分配制度的调整方面为就业不充分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判断，分配不合理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行业差别代来的，第三则是不合理的税收以及政策原因造成的。中国货币政策，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内，应该采取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而在分配制度方面，应该以采取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收入差别最小化为原则。 就目前来说，校正分配制度的问题，其阻力来自于企业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分配制度方面的偏差，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 四、内需与扩大内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08年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四、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五、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扩大需求是经济政策最明显的信号。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高积累、高储蓄、低消费的国家。 现在，我们通常说中国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但是，我在观察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更侧重于中国经济的内在规律性。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经济侧重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内源性的而不是在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也就是说，既是没有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这个关头，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会爆发出来。只是其程度的不同而已。 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在和大程度上走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政策导向使得中国经济在其内部的生产结构方面把产品的销售首先定位在国际市场上而不是国内。 因此，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寻找内需？在过去30年里，中国国内的消费具有典型的层次性和波浪型特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居民是以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用为消费热点，到90年代中期，是以房地产为购买热点。总是侧重热点的消费是不能够持续的，当消费热点退潮或者达到饱和的程度后，受损的仍然是经济本身。一个经济是不可能长期依靠一种或者几种主要产业支撑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极其不平衡和生产方式层次分明的经济体更是如此。 按着人类生活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两个主要的方面划分，中国的内需结构应该从农业与食品工业为首要的基础，然后是日常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家电工业、汽车业、医疗卫生等。第二层次的需求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能源的需求。第三层次是为社会提供各种劳务的服务业。第四层次是涉及人们的精神文明需求的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等行业。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传统上，城乡居民家庭习惯于先挣钱后花钱。而且，家庭是净盈余的，所以，家庭消费是主体。 工商企业的情况与家庭几乎完全不同。而中小型工业企业比商业企业的负债率更高。 中国的需求不足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涉及到制造需求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又涉及到社会交换与流通不顺畅的问题。既涉及到大行业的垄断与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又涉及到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从社会意义上说，中国还是一个缺乏劳动自由度的国家。企业制度为成立企业设置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而且，企业税负也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太低，使得个人与家庭的消费都受到掣肘。 需求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自然的表现。因此，扩大需求还需要从增加供给方面下功夫。但是，在目前情况下，简单的、单纯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流通货币的不足或者货币紧缩仅仅是供需矛盾的一个方面，更实质的原因好需要在基础供给的方面去寻找。 中国经济目前所表现出来的需求不足是由于有效供给不足与消费周期造成的。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中国经济危机在未来的周期里也不会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这个角度认识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就会找到解决经济困境的正确办法。 所以，在我看来，增加有效给供给和理顺商品（包括劳务）的价格体系，仍然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有效的出口。 五、没有一个赚钱的银行 中国大陆没有一家赚钱的银行。这听起来是多么的耸人听闻。但是，这是事实。 在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育一直到20世纪最后期在成为现实。清政府于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可以看成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开端，但是，由于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在社会动荡中，在经济系统难以发生产业革命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裂变、扩大。而小农经济是不需要金融服务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当清政府崩溃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后，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在恢复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是，由于内部军阀之间的战争和政党之争，在1912—1949年期间，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善而独立的金融体系。民国期间中国存在过袁世凯的铸币和孙中山的纸币。最后，由于连年内战，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人民币的发行，是在1948年底。在1949年10月后到1983年的长时间里，中国大陆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是发行货币的银行又是向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 在１９８４年以后，根据经济改革的需要，国家相继设立了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分别承担城市经济、农村、出口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里的金融服务任务。银行的经营业务逐步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中国人民银行则开始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是金融产业化的形成时期。一方面，金融业的办公条件得到根本改观，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电脑自动记账，替代了手工记账，并且使珠算彻底成为历史，并且，完成了全行业的电子联网，银行业充当了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先锋行业。另一方面，银行、保险、证券三个金融业的分支，建立了门类齐全。由于金融业是吸纳与掌握社会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因此，这个行业产业地位的形成异常迅速。 1992年后，中国大陆的会计制度开始改革。银行业的记账原则由收付记账法改为借贷记账法。在这种本来合理的记账原则下，事实上却隐藏了银行业的大量的应受未收利息。如果清盘的话，所有银行都将是空壳。但是，人类经济生活仍然需要一个健全的金融服务系统。 可以预计，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十年中，银行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货币资金的分配角色。但是，银行业已经不可能成为产生大量利润的行业。事实上，货币在其流通与分配过程中存在一种递减效应，货币发行的不断增加就是对这种递减的一个变相弥补。我相信，通过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也会清醒认识到这一现象，并且重新安排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社会的货币发行与分配，必须找到更加合理的方法。政府还不具备驾御现代金融的能力。这在起源于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显示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形势认识的错位和对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把握不当。中国政界对金融业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来自邓小平的一句“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但是，这句话其实是把金融业放到了现代经济活动的一个不正确的位置。如果我们对照马克思的基本的经济概念的话，中国的经济学决不能忽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的论述，是揭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全部秘密。社会主义就是要从制度上改变劳动者的雇佣性质，把雇佣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 从制度上保证自主劳动以及以劳动价值为优先标准的分配体系，是中国经济良好运行的关键。 六、构建一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 经济体制是经济系统的“上层建筑”，按其承担的基本责任划分，应该包括：企业登记管理、税收管理、质量管理、环境保护等几个主要方面。 30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微观经济体与僵化的管理体制的交锋。这不是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而是深刻地存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中国经济管理重在完善经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与功能方面，而非首先设计经济管理的组织与机构。事实上，计划经济的错误就在于，试图事先为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设定一个固定的轨道，并且不允许突破这个轨道并且不允许有其它的轨道存在。结果是，经济的全面停滞以及对发展的不适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打破计划组织为起点的。经济改革发起后，依靠计划建立起来的大的组织系统很快便发生崩溃。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使用制，比如：国有物资、外贸、商业系统，集体性的轻工、供销系统，这些大系统到1992年第二轮改革开放时，其组织体制基本上就发生了崩溃式的变迁。 中国下一个经济管理模式是建立在网络经济模式之上的，是提供平台式服务的模式，而非强制性的组织模式。 现在，在中国的经济管理系统中，仍然存在着过多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行政因素。在应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应该把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行政性因素排除。使得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拥有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 七、中国下一个经济形态是什么？ 从社会需求的趋势中，基本可以判断出下一个经济形态的特征。现实情况是，需求向着个性化、小型化、快速化的方向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市场供需关系的状况，从而也影响到经济形态的构成。 人类需求是一种最原始的经济力量。当然，人类不可能在尚未铺设的轨道上开车。需求有着自身的规律性与逻辑性，但是需求同样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30年中，并不是每个人都饱尝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甜头，却有许多人尝遍了市场经济的苦头。这就是经济的自然法则。曾经，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用公有制的建设来弥补或者绕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苦痛，然而，历史却证明，在一个生产力落后、人民普遍贫穷的国家根本无法一下子建立起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具有共通性。 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中国下一步新的产业增长点在哪里？究竟什么力量能够把我们带向新的繁荣或者让我们走出危机？ 中国经济形态变革与运动的规律，已经通过30年改革开放时期体现出来。产业体系的自我完善与劳动科技化程度的提高是关键。 劳动组织存在的缺陷既是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问题，又是分配与交换领域里的问题，也存在着政策抑制的问题。 中国经济形态的复杂性、差别性，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必须在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必须看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仅仅是人类社会系统的一个具体的方面和基础的方面，还远远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 中国未来的基础建设包括两条战线：一条是传统的道路、交通、能源等设施的建设；一条是信息技术领域的建设。两者缺一不可，而且不可偏废。 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能够把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经济体一下子架到快车道上。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层次分明的经济形态，有一部分需要在高速路上行驶，有一部分必须在慢车道上前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是扩散型的，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中国内部所有的经济体统一在相同的科学技术水平上。 中国面临的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是：当着我们曾经学习和借鉴的前苏联的政治模式以及西方经济模式都相继出现大的问题时，21世纪中华民族自己的建设之路又究竟如何确立？可以肯定，21世纪中华民族不仅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走出一条独立的创新之路，也要在社会政治发明方面走出一条自主的创新之路。 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单纯地依靠经济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地完成其使命后，中国应该从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全面角度思考并且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处找到一个合理的入口。 说到底，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劳动力与劳动力的劳动技能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分配、交换等问题，而社会进步则是全体人民的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 徐国进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20—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