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天和一个朋友吃饭，他说现在人到了四十，觉得活得特别踏实。面对一屋子的人，再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也不用为赢得谁的好感费心思，再也不用为某个刚认识的漂亮女孩的一句话琢磨上半天。
最近我发现，周围有好几个以前不说天天歌舞升平至少也是每个周末都要钱柜唐会的四十岁左右的“老男人”陆续收山，工作之外开始踏踏实实地享受家庭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更“沉”了也更“静”了，随之，他们做事情也变得比以前从容和靠谱了不少。
由此—（对不起我也承认这么写有点“装”，您先搂着点别吐！）—我居然联想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不过，我还真是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到今天，特别是在这场殃及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需要像四十岁的老男人一样，“沉-静”下来。
我以前曾经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从贫穷起步，然后经历长达三十年的平均接近双位数的GDP增长，社会不浮躁、价值观不错位、贫富差距不拉大，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直线提升，我们这个社会就像是一个情窦初开、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看见个女蝴蝶都能想入非非的毛糙小伙子。我们睁开眼睛，好像满世界都是机会，到处都弥漫着诱人的人民币味道。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在生意场上看到的所谓“成功”往往都是空手套白狼，小驴拉大车，拆东墙补西墙，左兜装右兜；是把短贷当长贷，把贷款当投资，把投资人当弱智，把创业当画饼，把上市当圈钱，把盲目投资当多元化经营，把价格战当企业战略，直至把忽悠当营销，把诈骗当资本运作，把神经病当企业家；是比谁能让自己集团公司下面的结构图复杂得让自己都看不明白，是比谁能用最少的代价博取最高的回报，甚至是比谁的胆更大、心更黑、手更狠、人格更分裂、大脑更潮湿。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在急不可待地寻求短期回报，挣不该挣的钱。做房地产的靠卖户型图挣钱，开医院靠卖药挣钱，做市场营销的靠广告回扣挣钱，做零售的靠厂商返点挣钱，软件杀毒的靠投毒挣钱，券商靠通道挣钱，送货的靠卖客户名单挣钱。而且心情一个比一个急切—大学毕业三年没买车买房感觉像是失败者，创业三年没上市就开始灰头土脸，别人通过研发做出什么好东西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山寨”，拍个电视剧为了能卖座哪怕杜撰个车祸也得炒作，艺人二十岁还没红恨不得集体找个地方挠墙然后跳河。
与此同时，我们的内心却越来越脆弱，越来越焦灼；我们的精神家园越来越荒芜；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越来越深地迷失在GDP陡峭上升的曲线中。我们的媒体经常分不清什么值得推崇与羡慕、什么应该质疑与警醒；我们有时甚至分不清什么应该尊重、什么应该鄙弃，分不清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什么是好什么是歹。
我们的网络成了垃圾场，很多人不是在那里享受理性而有尊严的言论自由，而是毫无顾忌与遮挡地享受着当众排泄的快感。形形色色以排外、仇富和国际阴谋论为主要诉求点的狭隘民粹主义、经济沙文主义和流氓无产主义的声音让我们这个动不动就要抵制这个抵制那个的社会有时候乍看上去就和一群十八、九岁的愤青喝了大酒一样。（前一段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这种商业化包装下的伪愤怒和芙蓉姐姐或者脑白金一样，出来溜达是人家的自由，有人买帐一定是我们自己闲的。）
所以我想，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现在也许是我们真正开始长大的时候了。我们要从浮躁冲动、狂放不羁的毛头小伙子变成淡定沉静、拥有更多理性与责任感、怀抱更多诚意与善良的“四十岁老男人”的时候了。譬如—
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国际社会上应该塑造更加理性、沉稳、能当大事的形象？
我们的政策法规是不是应该具有更多的长期性与一致性，而不是“留的空必填的空多”一切为了解读方便？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到教育、医疗和环保，而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与全球制造？
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到研发与企业文化，而不是仅仅是渠道与营销？
我们的国企是不是应该沉下心来解决一些同机制和文化有关的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主动而自觉地维护版权与知识产权，而不是鼓励和纵容盗版和山寨？
我们是不是应该鼓励更多的创业者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三年上市”、“五年过亿”变成“三、五十年做成一件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对社会和他人有益、让自己骄傲一生的牛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我们的证券市场从少数庄家的天堂变成理性投资者的栖息地？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引导与监察让我们在网络上的声音变得更加理性、多元、善意和包容，而不是更加污秽不堪和肆无忌惮？
愿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在三十改革开放年的一路狂奔之后逐渐沉静与平和下来，敢于直面深层的问题，而不是陶醉和湮没在表面繁荣（或者风暴后恢复繁荣）的浮华之中。唯如此，我们才能迎来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强劲而超凡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