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阶层，都可以有不同的本体性价值，即有不同的关于有限人生意义的说法。近代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由基督教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化的本体性价值的转型，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化，是一切目标以成功与否来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经济增长，就是货币增加。马克思说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是生产剩余价值，韦伯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清教理性精神的结果，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人以追求外在的成功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文明被逐步地打破，传统的以对具体人和事为基础的信任，被以货币为代表的抽象物所替代，传统的以有限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基础秩序被以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创造（刺激）出无限需求，传统的以价值为目标的理性，逐步被工具理性替代，进一步则是工具本身成为目标，赚钱就是目的，过程高于目的，“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人的价值被异化为工具的价值，人的目标变成了物的目标，人的终极意义变成过程就是一切，人们都忙忙碌碌，不知何为。清教为实现被拯救而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的目标消失了，拼命工作和理性算计本身成为宗教。
虽然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但资本主义本身的理性化以现代性为手段，传播到中国，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既是回应又是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尤其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深深地浸透于中国社会，中国被市场经济的狂潮褒挟而下。中国九亿农民千百年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的基础，在最近一百年来，不断地被各种力量所动摇和清洗，在最近10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本体性价值终成问题，他们似乎又缺少中产阶级“拼命赚钱，且拼命消费”的机会。中国农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了，他们未来怎么办，是当前正面临着的问题。
四、本体性价值的实现形式
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生有限的问题，是有限的生命如何可以转化为无限的意义的问题。一旦我们不能找到有限生命的无限意义，一旦我们认为个体生命的结束就是所有意义的终结，则我们将无法真正有效地对待死亡，对待现在的生活。而一般来讲，有三种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的办法，一是本能地行动，比如象动物一样本地能维系种族的繁衍。二是习惯性地按传统来获取生命意义，大家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因此这样做，这样做本身就使得本体性价值实现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是传统和文化的奴隶。三是具有明确的终极价值追求。本体性价值被提出来让人直面。尤其是在转型时期及本体性价值的实现面临威胁时，本体性价值就被从文化的理所当然中凸显出来。
而从本体性价值的类型来讲，则本体性价值的类型繁多，大体可以从宗教与非宗教两个方面来划分。所谓宗教，就是通过设定一个彼岸的世界，来为此岸世界寻找出路。此岸世界是有限的，苦难的，彼岸世界则是无限的，美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通过设置彼岸世界来解决人生有限的问题。非宗教方面如中国儒家强调的“立功、立德、立言”，认为“三立”是不朽的。儒家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事实上是为普通中国人通过传宗接代来获得意义感受。现代社会中“成功取向”的人生安排，民族危机中的“救国情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将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等等，均具有本体性价值的特征。
仅就中国农民来说，传统中国农民大体有三类本体性价值。一是宗教尤其是佛教转世说的影响，二是传宗接代，三是“人活一口气”的气。以下分别简单地作些讨论。
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十分地混杂，往往同一个庙宇供奉完全不同的神，在四川调查，一个小庙中竟供奉有20多个完全不同的神，中国也多有所谓三神殿，即将儒、道、佛的神供奉在同一个殿上，甚至供上新中国领袖作为神。中国民间宗教不仅混杂，而且功利化，所谓临事抱佛脚，有了事再去求神拜佛，希望通过选择一个好的坟地而让子孙发达，等等。在中国农村民间信仰中，明显有多神信仰的特征，各种神祉之间的关系也暧昧不清，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信仰的实用主义色彩和生活化特征。中国农民并不追求一元化的真理，并不沿着一个方向认死理，而允许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相矛盾的道理共同存在。
相对说来，佛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已深深浸入到中国农民的信仰之中，只是中国农民并不只是信佛。佛教精致的转世轮回说，为农民提供了关于来世可能的说法及今世行动的依据。
总的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种实用主义且混杂的民间信仰，为农民提供了关于灵魂不死，关于来世生活与现世联系，关于现世行动理由，及当下行为的永恒意义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法十分混乱矛盾，模糊不清，却足以为人们提供各取所需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想象。
但是，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并不完全依靠宗教，依靠对来世的想象，而更多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和子孙延续事业的热情。人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被安置在安葬肉身的坟墓及祖先牌位上面。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个人有限的生命在无限的子孙延续的事业中获得了意义。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与中国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就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只有传宗接代、有人延续香火，才不致死后成为孤魂野鬼的实用主义考虑。
传宗接代还往往与一些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其中如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及村庄竞争等。不过，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中，传宗接代是基础性的，是不容被其他价值所替代的，即，一方面可以传宗接代，一方面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当然很好。而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则后者就要向前者让路。这是传统中国如果妻子不能生育则可以休妻的原因之一。当前有人过多关注生育的“防老”和“天伦之乐”等实用功能，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育本身的宗教意义，或本体性价值的意涵。
第三种具有本体性价值含义的是“气”。中国是农业文明，因其强烈的实用主义，而致在超越性的信仰方面严重不足，人们关心的都是伸手可以触及的具体目标，所谓光宗耀祖，发家致富，子孙兴旺等等。当一般性的本体性价值尤其是传宗接代不成问题时，缺少流动的村庄生活中的社会性竞争，就凸显出来，掩盖了真正的让有限生命以无限意义的本体性价值，而“人活一口气”了。为了争“一口气”，而不惜一切代价，以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气”的本质是将社会性价值错置到本体性价值上，因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异态而非常态。
当前中国农村的困境在于，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虽然仍在，但已大大削弱，且被子女不孝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反击，生儿育女不再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义务，而是“划不划得来”的功利主义考虑的一部分。中国民间信仰仍在，且实用主义特征一如既往，但中国民间信仰因为受到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冲击，而越来越不足以担负起本体性价值的功能。“人活一口气”本来只是社会性价值被误置为本体性价值，现在因为农村人财物的外流，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气”不足以成为支撑个人长期行动的理由。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农民关于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个人行动的根本意义的说法成为问题。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危机。
五、结语
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的丧失，当前农村出现了诸多缺乏底线的行为，出现了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列举的那些光怪陆离、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本体性价值丧失了，人生的根本意义成为问题，因此，一方面是各种对本体性价值的寻求变得格外亢进，典型是地下基督教的疯狂传播，一方面是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亢进，人们变得更加现实，注重短期利益，注重口腹之欲，行事更加缺少原则和底线，坑蒙拐骗、不讲信义、道德伦丧，就具有了存在的道理。也有人说，丧事上跳脱衣舞是符合中国民间传统的关于喜丧的说法，也符合儒家关于礼的论述，更符合庄子的道的精神。但是且慢，关键不在于丧事上是否跳脱衣舞，而在于跳脱衣舞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本体性价值出现危机时，丧事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用来寄托哀思、慎终追远，同时又是阴阳交会、禁忌极多的仪式，被当作了村庄内的社会性竞争手段。辽宁大古村一老人的妻子去世，他反对自己的儿子请歌舞团来表演欢快节目，他儿子说，我们不比别人穷，别人请得起，我们也要请。丧事这样的事关人生根本意义的仪式，竟然完全服务于社会性竞争，而没有最基本的底线。与此相一致，一旦村庄社会性竞争人意义消解，则丧事仪式就会由高度竞争变得毫无内容。在湖北农村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老人因为不堪子女虐待而服毒自杀，他三个儿子一商量，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直接用三轮车将老人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事。显然，丧事上跳脱衣舞不是仪式而是反仪式的，本质上与不举办任何仪式即将死者火化是一个道理，是本体性价值缺失后人们行事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本体性价值危机，是中国农村的最大危机。这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原因，及如何应对本体性价值缺乏的后果，是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界的急迫任务。
初稿：2007年8月17日于山东青州
修定稿：2007年11月3日下午于江西上清镇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原文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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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