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2] 罗党论、唐清泉.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效果分析——基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证据[J].南方经济,2006,(9).
[13] 申明浩.合谋理论对隧道行为的解释与应用[J].经济学动态,2007,(9).
[14] 唐清泉、罗党论、张学勤.独立董事职业背景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5,(1).
[15] 王明琳、周生春.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J].管理世界,2006,(8).
[16]肖虹.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研究[D].厦门大学, 2000.
[i] 原文出自Whyte, Martin King, The Chinese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 or Eng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6, Vol.45, 1-30. 转引自 李新春、张书军主编：《家族企业：组织、行为与中国经济》，2005年，4-25页。
[ii] 王明琳、周生春，《控制性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83-93，103页。
[iii] 详见： Baek, Jae-Seung, Jun-Koo Kang and Kyung Suh Park,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Kore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71(2), 265-313. 苏启林、钟乃雄,《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形成及其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131-136，145页。
[iv] 利他主义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先天性利他主义，即个体先天就具备的，可以通过基因遗传获得，是人类的本能；二是获致性利他主义，即群体基于宗教、党派等共同信仰产生，不需要任何回报；三是工具性利他主义，即将利他主义视为一种互惠交换，本质是开明的利己主义。家庭中的利他主义既可能是先天遗传的，也可能是基于共同的家庭信念（光宗耀祖等）而得到加强，还可能是为了扩大家族的工具性因素。
[v] Eshel I., Samuelson L., Skaked A. Altruists, egoists, and holligans in a local interaction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1), 1998.
[vi] StarkO. & FalkI., Transfers, Empathy Formation, and reverse Transf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2), 1998.
[vii] 应焕红，《“家族制”与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59-62页。
[viii] 王志明、顾海英. 利他主义、代理问题及家族企业. 社会科学战线，2004，（5），p43-44.
[ix] 自我控制问题（self-control problem）是基于人是非理性假设提出的一个命题，例如，人们普遍不欢迎别人指出其错误。尽管家族代理人是利他主义的，但他可能拒绝家族成员的良好建议，或者固执己见而引起决策失误。
[x] William S., Schulze, Michael H., Lubatkin & Richard N. Dino, Altruism, Agenc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amily Firm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3, 2002.
[xi] 王明琳、周生春. 《控制型家族类型、双重三层委托代理问题与企业价值》. 《管理世界》，2006，（8）.
[xii] 朱卫平，《企业家本位论——中小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245页。
[xiii] 参见 王明琳、周生春. 《家族金字塔控股结构存在原因探析》.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2）.
[xiv] Platteau（1994）基于有限群体道德和一般性道德两种形态的道德，将信任定义为两类，即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所谓特殊信任是指对有共同经历、相互熟悉或有特殊关系的人的信任，而一般信任指对一般人的信任，两者共同构成了人际信任。
[xv] 樊景立、郑伯壎，《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本土心理学研究》，2000年第6期。
[xvi] 郑伯壎，《差序格局与华人组织行为》，《本土心理学研究》，199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