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 公共偏好与集体主义
那么什么是集体主义的公共决策呢？我们先看一个小实验：桌子上放有三个在品质上有差异的苹果，让三个人去挑选，并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各人选择的顺序，结果排序最后者却得到了品质最好的苹果。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知道1号有三个选择方案，2号也有两个备选方案，1号认为如果我挑选了那个品质最好的苹果，在物质上虽然得到的效用最高，但却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于是他理性地选`择了那只品质最差的苹果，2号在挑选过程中也和1号有同样的想法，结果把优质苹果留给了3号。
读者不难发现，这个实验中并不存在一个专职的公共决策人，所有人都行使了平等的公共决策权。相互之间虽然存在共同利益，但这种共同利益是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决策都是自主做出的，没有强制的情况发生。显然这种分配结果的社会效率最高，人们不仅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积累了以后合作的基础。这一实验说明，人们的选择行为不是孤立的，不完全是一种自然行为而是人的社会性的反映，选择不仅与自己的偏好有关，同时也在参考别人的偏好，甚至根据别人的偏好来调整自己的偏好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组织内，人们能够把组织的利益做为自己的偏好，这就是集体主义。
但什么叫做集体主义，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理解是片面的，认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对立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真正的集体利益本身是包含个人利益的。原因何在？因为人的偏好束虽然因人而异，但总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所谓市场定位其实就是把企业的经营目标定位在一群有相同或相似偏好的消费者上面，我把若干人之间的相同或相似的偏好称为这些人之间的“公共偏好”。公共偏好是组织形成的基础，一群完全对立、没有任何共同偏好的人是难以结合成为组织的。组织一旦形成个人之间的公共偏好就转化为对组织本身的偏好，这种由公共偏好产生的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和增进组织人员共同利益的偏好称为“公益性偏好”，与此相适应的行为称为“公益性行为”或集体主义行为。
公共偏好或公益性偏好虽然人人都有，但却有高低和多少之分，因此组织中的人就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强公益性偏好者，一类是弱公益性偏好者，但不同的组织对公益性偏好的要求不同，一般而言，资源的公共程度越高，对人们公益性偏好的要求也越高，国家所有，甚至是全人类共有的公共资源是公共程度最高的资源，参与这些资源配置的行为主体也就要有比其他组织的人员有更高类型的公益性偏好，提高公共决策效率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有很强公益性偏好的人力资本配置到公共决策领域。
四 中国集体主义公共决策模式的构建
集体主义是集体主义公共决策模式的灵魂，是公共决策主体的行为原则，成果共享和社会和谐是集体主义公共决策的根本要求，这些都必需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全过程和公共决策的所有领域。为此，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应全面考虑公民的偏好差异，将公共决策建立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突出政府工作的服务性；公民在民主决策时能自觉应用偏好的相似性原则，参照他人的偏好和社会偏好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提高个人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应注意，公民的民主权利在公共决策中也是有所约束的，不是任何要求都必需满足，任何偏好都要综合到社会偏好中，因为现代人并没有创造出现存的全部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没有出生的未来人与现在的公民一样对这部分公共资源也应有着平等的所有权，因此公共决策就必须同时反映先人的意愿和未来人的利益，人们没有权利根据短期利益来处理全部资源。
集体主义的公共决策不是只能放在书桌上的摆设，而是有转变为现实的深厚基础。谁也难以否定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相关性，在偏好差异的基础上还有公共偏好，虽然不能证明大多数人是强公益偏好者但也不能否定社会的确存在这样一个比其他人更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所以中国的公共决策重点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落实公民平等的公共决策权，不能用少数人的偏好束代替公民的普遍偏好，也就是要准确地发现公共偏好是什么，做为公共决策依据的公共偏好应能覆盖全体人民，而不只是人民的代表，更不能只体现利益集团的利益；二是如何生产和甄别强公益性偏好者，并把这些资源配置到公共决策领域，避免强私利性偏好者对公共资源的垄断。
落实公民平等的公共决策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投票权和公共品的消费权，尽管这两大权利是公民权的基本要件，但比起这两大权利来公民的知情权更为重要，如果公民对公共资源的现状都不清楚，对被选方案一无所知，这样的投票就只有平等的形式却缺少平等的内容。知情权是解决公共资源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措施，如果公民掌握的公共信息充分，并且获得这些信息不必消耗过多的私有资源，那么公民对一项公共政策给自己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就是明明白白的，这才会调动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广泛参与。
选择公共决策人才从短期看是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配置问题，根据人才的公益偏好程度不同，可以把社会人力资本的总量分为公益性人力资本和私利性人力资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有一个健全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这个机制是一个分流器，能够成功地将私利性人力资本配置于市场，如企业等营利性组织，而将公益性人力资本配置于公共决策领域。如果公共决策部门充满强私利性偏好者，就会导致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的上升，甚至直接损失公共资源。而这个人力资本的分流器主要是两大内容，一是有一个人尽其才、效率优先的市场机制，能够为强私利性偏好者实现预期效用创造条件，而不是被迫选择公共部门；二是筑高进入公共部门的门框，增加进入公共部门的成本，降低弱公益偏好者进入公共部门的兴趣。但从长期来看，则要重视公益偏好人力资本的生产，如果生产不足这部分人才就会出现短缺，从而不得不运用部分非公益性偏好人力资本代替公益性人力资本，这必然会形成制度短缺，强化制度非中性，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所以公共决策的内容不能限制为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公共品的分配问题，而首先必须注意生产环节，只有增加公共资源的总量，相应提高公民的需求层次，才能为公共决策效率的提高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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