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2008年中国社会问题哲学与社会学分析



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内容摘要] 2008年春,中国遇到一系经济社会和国际问题,人民大众心理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与考验。为此,本文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试图探寻其根本原因与症结,明确社会变革首先是理论创新。

[关 键 词] 中国问题 社会意识 潜在意识 政治改革 理论创新

2008年的春天,中国为2007年经济高增长、南方雪灾、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与奥运会被政治化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所困扰,13亿中国人心理上,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与考验,全世界华人表现出的空前团结与爱国热情,以及中央政府的镇定,给每一位国人以安慰。

但是,发展、复兴中的中国,决不能不理性、盲目地看待和处理这些事情。发展中的失衡,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及时排除、缓解、引导,则很有可能成为难以自拔的社会陷阱,直接冲击着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安定。

●中国经济2007年高增长,包含的问题不少,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是什么?社会各类人群利益诉求是什么?

●南方冰冻雪灾,是一次自然灾害,它暴露出了那些问题?各部门是否针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反思、检讨?找出问题与症结,加以改进?

●中国与世界经济和国内不同产业间的经济状况,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有科学的分析报告?应采取怎样的宏观调控措施?

●人民币币值“内贬外升”的总根源与现实必然性,国家金融当局有科学的经济分析?这种币值变化对各经济部门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如何应对?

●股市“大小非”进入市场流通和新批上市公司,与股市表现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认真研究出一个相对最小风险方案?股指4月中旬探底,需要政策救市吗?

●“3.14西藏打砸抡烧”事件,对中国社会稳定大局的评估,对新闻界的教训?国安部门有那些教训可总结?需要设立专门的反恐机构吗?奥运安全,是暂时的、应急的,国家、国土、居民永久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人口安全、公共安全,国家有全面的规划与应对方案吗?认识是否深刻、措施是否可行、科学、合理?需要老百姓做什么?要改什么?

●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的配套改革,国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科学分析?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模式?社会保障模式与国家统筹方案?城市房地产供给模式?新农村建设的系统建设计划与方案?城乡人口迁徙中长期规划?

●服务型政府改革的系统方案,非税政府收入和预算收入的透明化等等,等等。

这里开出的清单,是13亿中国人个个关心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建立健全的公共安全、公共保险、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服务,这一系列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没能力去管这些事,但关心这些事,政府应该想这些事,做好这些事。老百姓如知道我们的当家人,早就安排好了这些事,老百姓就放心做自己的事,才不担心受怕,对各自的未来,就有一个好的预期。

为此,作者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试分析、探寻中国2008年初,表现出的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深层根源与症结。提出一个外行的一孔之见,供读者参考、批判。

一、“宪理论”是分层的,主流意识≠社会意识

“宪理论”是作者新造的一个词,它是指指导社会运作与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理论。这种“最高理论”分两大块,一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规律认识的最高科学;二是无需证明、说明、没有道理、必须遵崇的地球自然和生物群体进化本源与本能。

这个“最高理论”,一方面,它是分层次的,其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决定其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非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它又决定不同人群的行为与期望,社会主流意识无法取代,并在代际间传承,旧有意识且有顽固性。当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与非社会主流的“最高理论”相契合、相融时,社会就和谐、发展、进步。否则,社会就不会和谐,社会发展就不可能长期、持续,就不可能引领人类社会的进步。

“最高理论”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主流层的“最高理论”。即《宪法》层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新添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内容。二是社会存在非主流意识的“最高理论”。即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真正直接影响其行为的思想意识观念。如中国主要有:儒家思想、佛教观念、其他宗教、西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等。三是人性本能的“最高理论”。它分动物本能和社会人的本能。人的动物本能如:食、住、性、情绪等;社会人的本能如:奉献与自私、公正与嫉妒、善良与贪欲等。

中国5000年的历史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但秦始皇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皇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文化意识领域,采取过加强思想控制的“焚书坑儒”。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从公元前134年到公元1949年,中国有2083年,儒家思想一统中国社会,并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本来,孔子思想是原先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经过历代皇权的极力推崇,发展到后来成为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而其它与孔子思想不相符的思想观点被打压,造成社会思想单一与僵化,最终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形成了思想僵化乃至腐朽与落后中国社会,招致中国社会落后于人类先进(工业)国家100年,中华民族屈辱了近100年(1840-1949)。因此,任何时候,对于每种思想,我们都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应持“好的一切都好,永远是好的;坏是一切都坏,永远是坏的”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观。

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在中国社会传播,从“五、四运动”算起不足90年,从1949年算起,不足60年,与“儒教”对中国社会2083年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意识的国家,也不是单一民族(民族意识有的区别极大)国家。这是中国社会意识的国情。

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念。根据讨论普世价值的立场不同,普世价值可以分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种不同的类别。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们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而不能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对客观普世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相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社会多意识并存的国情,决定国家意识政策必须是和谐共存,政治上的强权与不同意识共存,本来可以实现,其途径是形式上弱化思想意识的统治,强化国家观念,宪法意识,化人群意识为个人意识。国际上通行的政教分离,就是走的这条路。中国如不能实现这一社会政策,社会不稳定隐患,将长期存在,来自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不时干扰我们。

二、中国社会的“潜意识”、“潜台词”,对执政党不利

“潜意识”、“潜台词”,是指我国社会不见诸于文献、政策、法规,但始终左右着社会实践的有形或无形的思想意识。这样的“潜意识”、“潜台词”,大量存在于中国社会,之所以是无形的,主要是非主流意识对主流意识的干扰,与主流社会意识明显相左。

表现一,人是无私的。衍生出中国的官员,是世界上道德品质最好的官员,而且是官阶越高,道德品质越高尚。不然,那么多腐败案例,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监督与制衡机制的现状,无从解释。“自律”取代不了“他律”。

表现二,党组织,是绝对正确的领导。任何人、任何时候,当时,都不得对党在“民主集中制”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产生任何怀疑。党的错误,唯一途径,只能靠党的最高精英们自己觉悟。执政党的“他律制衡”不可或缺;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只有相对正确。

表现三,中国官员不是特殊人群,在隐私问题上,必须与老百姓同等待遇。反腐倡廉如火如荼,但对官员个人隐私保护却没有丝毫进展,财产公开制度世界通行,中国官方似乎认可官员可以与百姓比。

表现四,中共党的工作仍然是中国社会地下的“秘密”的工作,所有的中共党组织都没有建立自己的专门网站,甚至有的工作班子仍然使用代码。一个执政党无需隐瞒,应大大方方地公开自己政见、工作、意图和方案。

表现五,党组织,除私企和外企,是社会所有组织最高决策机构,那怕是专业性极强的卫生、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在中国社会继续延续实行解放初“外行领导内行”的习惯。社会是复杂多样的,党的领导实现形式也应该多种多样。

表现六,中国被中共认可的政治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比照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待遇,国家财政全额支付其全部费用。如所有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工会等。

表现七,认为中国官员的公务消费,都是工作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支出。因为,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以,不得作任何限制。公务消费隐匿的非正当支出,其恶劣的社会效应是助长了社会浪费和贪污,抵消了部分经济增长成果。

表现八,中国的官员,除公开的权利外,还有许多自授的和不正当手段获得的特权,行政级别越高特权越大。为了升官,贿赂等手段无不用其极;为了特权,甚至顾凶杀人;大学生为了特权,1000多人争考一个公务员职位。少数人拥有特权,是所有社会最嫉恨的一件事,在中国对社会产生毒化效果。

表现九,中国的官员和媒体,始终保持一个口径,一个腔调。其直接后果是:台上讲话的人,明明知道自己讲的不是真心话,但不得不讲;听的人也清楚他在讲假话,听的人不得不认真记假话,回去还得认真传达假话。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全民说假话的现象,处理的态度是“当面不抵,背后不理”。似乎没有不同的声音,就是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就是社会稳定。其实,它大大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

表现十,社会主义反对剥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允许剥削存在。但改革现实是:私人所有制就是剥削,股份制就不是剥削。所以,国有企业资本可以股份化,农村土地就不能私有化,一旦私有化,农民就处于剥削境地,社会就会变质;资本可以商品化、劳动力可以商品化、农村土地决不能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列举的“潜意识”与“潜台词”,只是个人的认识,只当是“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子的话,肯定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真诚的,只是忧患意识太浓。这些现象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封建意识遗存,说明“中国反对资本主义意识过头了,反封建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这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极其不利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体制、意识、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宪理论”,由不愿意放弃计划经济理论,又想搞商品经济的徘徊中,一下子转变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来。理论上的突破,必然带来实践上的进步。

 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2008年中国社会问题哲学与社会学分析

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大多是只讲不做。目前,中国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需要证明的话,可以列举,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2008年春,中国社会和国际发生的事件,联系实际深入分析,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但是,对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多种疑虑与阻力。

一是,中国有史以来,封建社会改革家,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从“商鞅变法”到“百日维新”,历届的改革者不是被车裂、灭九族,至少也是杀头。他们往往都因为触犯既得利益群体,而与改革本身一道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境遇。

二是,改革本身就有不确定性风险,“勤政”没有“懒政”舒服,能拖则拖,宁肯推着走,也不主动行。尤其是在全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明朗、无共识的情况下,不改革的理由更充分,改革的理由反而不充分。

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而不是在外力推动下的改革,没有原始动力推进,知难而退,是最佳选择。

四是,中国的改革是“从上至下”的改革,而非“以下促上”的改革,有权推动改革层,对改革的紧迫感不强烈,对改革的紧迫感体会深刻层,无权倡导改革,更没有推动的能力。

五是,改革需要付出代价,谋求政绩更实惠;发展地方经济,为人民做几件实事,落个好口碑,与改革比起来,两利相较取其大。

六是,干部任职是有期限的,在较短的任职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惠及子孙万代、需要长期艰苦卓绝努力的改革大计,没有良好预期的事,绝不贸然行事。

七是,“社会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能延则延。其实,稳定是与秩序相联系的,一个“非合理的秩序”下的稳定,只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繁衍,其不稳定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就是“火山暴发”,必将危及基本的生存。合理秩序条件下,不稳定要素得到适度失放与排泄,反而有利于社会稳定。

八是,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排在日程表的末端,戈尔巴乔夫的前车之鉴,足以警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

九是,大批退下来的老革命家、老同志,习惯了革命时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始终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和事,在他们中间,对社会变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十是,非公平与不规范的社会既得利益者,一般都反对以公平、公正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拥护政治体制改革的群体,往往都是社会中下层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其社会话语权与能量,不相匹配。推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不牢,留下的空间,有可能让敌对势却乘虚而入。

这些分析,固然有一定的猜度成份,很难通过社会调查取得真实的数据资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人群中,确实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四条规则可循。一是不能采用“休克疗法”,也只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循序渐进,以减小社会振荡带来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存在“台独”、“藏独”与“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情况下。二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要根据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一步一步地改,走一步看一步,稳扎稳打。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仅仅是行政部门职责调整,机构改革。它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变革,是指导思想的改变;是意识、机制、体制创新;是建立有限、高效、节约、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风险要大,而且损失不可弥补。要在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决心基础上,科学、理性地改,广泛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的方法,是变政治为学术,变改革为科学。首先不谈改革,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等核心学说,以及“科学发展、以人这本、和谐社会”的观观念指导下,对“中国社会管理学”,开展全方位的科学论证与分析,分解社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深入开展“中国社会管理学”研究,让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中国大地上复活,促进“中国的让·雅克·卢棱、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们的诞生,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化、理论化、现代化。相信现代中国社会也能涌现出当代的“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人物和社会主义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那么,社会主义学说必将更加辉煌灿烂,到那时,没有改不改的问题,是按何“家”的理论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党和人民必然作出最佳选择,中国的复兴也就在其中了。

                                             2008年4月18日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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