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已对公司治理问题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介绍和阐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几乎被公认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公司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张维迎（1999）、吴敬琏（1994）等首先提出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借鉴和吸收当代公司治理理论。接着，理论界在公司治理的内涵（林毅夫，1997）、有效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97）、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张维迎，1999）、产权的讨论（张维迎，1999、2000；孙永祥，2001）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李维安，2001）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郑红亮，2006)。
在公司治理研究火热的大背景下，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正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1998年以前，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定性角度分析现有股权结构的种种弊端，包括：不利于真正发挥股份制公司的制度优势，导致政企不分；不能有效实现股票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如不利于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并购；上市公司管理层缺乏股票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等外部市场的压力和监督等。这些研究强调了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优化的重要性。随后，中国这个转轨经济的新兴投资市场，为各种各样的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一股独大”现象，管理层持股现象还不普遍，公开资料也缺乏，因此国内在管理层等内部股东持股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上成果相对于研究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要少很多[1]。
首先，在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价值或绩效的研究上，与国外的研究成果相似，得到的结论有正相关的，也有负相关的，还有曲线相关或者不相关的。
Xu和Wang（199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盈利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红军(2000)以1998年沪深两市3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股权集中度，以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2]，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大股东的存在可部分解决分散的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最终，张红军认为，我国目前根本不存在积极的外部接管市场、代理权竞争市场，因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外部接管市场来约束经理人员的机制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起主导作用的是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即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Shleifer和Vishny所说的利益趋同效应。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的实证结果表明，在非保护性行业，公司绩效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函数。吴淑琨 (2002)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5）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控股股东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更多地是正向的激励效应，而不是负向的侵害效应。他们的研究同时也发现，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绩效有负面影响。
孙永祥、黄祖辉(1999)以1998年12月31日以前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503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与Mcconnell和Servaes类似的结论，即随着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托宾Q值先是上升，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50％左右时，Q值开始下降。孙永祥（1999，2001），黄祖辉（1999）还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公司的治理机制发挥作用入手，认为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这两种极端的结构相比，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大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总体上最有利于四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因而具有该种股权结构的公司绩效也趋于最大。
[1] 典型的有：魏刚(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数量与企业绩效不存在“区间效应”。吴淑琨 (2002) 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股权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2] 在该次研究中，张红军还得到了托宾Q值与公司总资产和财务杠杆呈负相关的结论，据此他得到了“中国股市投机性比较强，公司规模大不利于专家炒作以及上市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可能不佳”的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