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村基层组织是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主要连结点，这个连结点的状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在不同时期安排了不同的基层组织制度。当国家任务、乡村社会性质及基层组织制度安排之间协调时，基层组织就可以有效地一头担国家，一头挑乡村，成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有力连结点。若三者出现错位，事情就会相当地麻烦。以下我们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检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关于乡村基层组织基础（一般）能力与具体（特殊）能力的观点。
我们认为，在不同国家任务及不同乡村社会性质中，乡村基层组织要回应的具体问题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其具体能力（或特殊能力）要求是相当不同的。但无论农村基层组织回应的具体国家任务及具体乡村社会性质的不同所导致的具体功能要求有什么不同，农村基层组织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不能只是一个消极无为的角色，而是被要求扮演一个积极有为的角色，这是由于国家从外而内、自上而下改造乡村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自近代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就不是一个消极的可以随时退出（因为退不出）农村社会的角色。规划的社会变迁的性质，决定了农村基层组织必须保持强大的基础能力。
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并非严格按科层制，及按专业化分工来组织，而往往是适合农村实际的具有草根性或乡土性的组织。只有适应具体的国家任务要求与农村实际状况的农村基层组织，才可能具有强大的基础能力。
杜赞奇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因为不注重充分利用基层政权所得以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建设，而在国家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中，出现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事业建设的资源，大部分被因为提取资源而膨胀起来的基层政权本身所消耗，结果，国家从农村提取不多，而农民所承担的税费任务却快速增长，在国家现代性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性的增加，与农民不堪忍受国家压榨的不满的增加的竞赛中，后者终于占据压倒性优势，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民国时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被证明是失败的关系。杜赞奇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家增加了从农村的提取，但并没有构造一个适合的现代制度装置来保证这种向农民的提取不是严重内卷化的。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国家提取压力下垮台，赢利型组织大量出现，在国家无法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小农的情况下，农村基层政权通过扩大组织队伍和利用地痞恶霸来向农民收税，最终使得农民的大部分负担不是被国家拿走用于了现代性事业，而是被庞大的基层组织体系自身所消耗。二是因为国家强力下渗，导致支持基层权力运转的传统文化网络被破坏，保护型经纪大量退出乡村社会。
依杜赞奇的讨论，在民国时期，国家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传统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无力负担国家这种强力的资源提取，从而催生出一个剥削性的严重内卷化的新的（但并非一定是现代的）基层组织体系。这个新的由赢利型经纪构成的基层组织体系，强化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受压榨及由此催生出来的不满，这种不满最终摧毁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努力。
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了极大的不同。一方面，国家继续甚至更多地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事业的资源，一方面，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重组了农村基层社会，从而使国家可能借人民公社的基层组织建构，来面对以前分散为千家万户的小农。国家在从农村提取资源时，还利用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对农村社会内部进行了重建与改造，并达成了众多有效率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的能力，中国也在人民公社时期，借从农村提取的原始资本积累，迅速地建成了完整的现代重化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人民公社这一基层组织设置在连结国家与农民的历程中，总体来讲是相当成功的，其标志是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和农村社会的仍然相对稳定。人民公社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分制，[1]工分制通过扩大组织规模，降低了小农之间的高昂交易成本，虽然组织规模的扩大几乎必然意谓着监督困难的增加或调动个体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困难的增加。
人民公社的成功，还与这一制度有效利用了传统有关。如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大多数建在自然村一级，自然村一般20—30户人家，是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村庄内的传统伦理规范不仅未被破坏，在有些方面还得到加强，比如批斗不孝子女，评选模范家庭。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使村庄分化较低，户籍制度减少了农民流动，从而加剧了村庄内的价值竞争。在人民公社中，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的话语，往往被赋予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内涵。传统的伦理观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变换了形式。国家政权即使砸碎了有形的祠堂、神庙，农民心中却仍然有无形的祠堂、神庙。
换言之，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增加了向农村社会的提取，但国家同时通过人民公社的制度设置，有效地改造了农村的基层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在向农村提取资源的时候避免了基层政权内卷化的弊病。人民公社时期，国家也从意识形态层面加强了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与改造，但这种改造，在物质层面的成就远高于其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成就。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农民的传宗接代观念，人们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等等，即使换上了新词，也未改变其内生的传统之质。人民公社时期，到处都可以见到社会主义的新词装着数千年传统的旧酒。
人民公社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普遍存在的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与其说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失败，不如说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人民公社的制度设置，主要是要回应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化事业的资源，而不是要改造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是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的目标。若改造农村不能服务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则这一步的改造任务就应放在后续事业中进行，否则，相互冲突的两重目标可能带来严重的农村基层社会的混乱。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人民公社时期普遍存在的新瓶装旧酒现象。人民公社不只在为国家提取现代化建设的资源方面，而且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水、电、路、环境卫生、居住条件等），在农村教育普及，在医疗条件改善（及基础上的人均寿命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重新回到一家一户小农生产的状况，且农村社会的流动性极快地增加，以前服务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目标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的多元化，而效力大减。这个时期，国家要向农民提取资源，就不得不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就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熟人、狠人，从而很快即在农村基层结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结成，很快便在1990年代再次出现农村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三农”问题因此严峻起来。[2]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在已经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前提下，取消了从农村提取资源的行为，转而以工哺农，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取消农业税，就打破了乡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机制，从而避免了基层政权内卷化危机加深的覆辙。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从此不再有求于乡村社会。相反，这个时期，国家还要在两个方向上与乡村社会发生密切互动，一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村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国家因此在新世纪实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二是国家还必须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性的改造，要将传统的中国农民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要在传统中置入现代价值。
国家对农民的现代改造，也可以说是被动及被迫进行的。进入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向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快速瓦解了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市场经济这一最为细密有力的现代性武器，最快地摧毁着农村传统的价值与观念。进入世纪之交，农村社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意识，从观念到价值，都被彻底地卷入到了现代性的大潮之中，似乎突然之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无论是传统的秩序生产方式，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秩序生产方式，统统都不再管用，农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虽然这一危机被中央取消农业税，及农民从外出务工中获取大量收益的物质方面的成功（农民收入增加了）所掩盖。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和农村社会的分化，广泛而复杂的弱势群体（老年人、单身汉、残疾人、留守儿童、特困户，等等）的出现，传统价值解体，过去数千年来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传宗接代理念不再有效[3]，代际关系发生严重失衡，子女不孝普遍发生，并反过来加剧了农民传宗接代理念的消解。人生的根本意义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钱与钱的关系，人们原子化了，原子化导致村庄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失败，村民从外面引进混混来帮自己在与邻里的冲突中占据优势。[4]村庄中的熟人社会仍然在，但村庄过去的乡土逻辑却解体了。村庄原来存在的互助互惠，存在的互以对方的存在来生产面子人情的系统，都面临解体。村庄中传统的娱乐，被讲求利益的赌博、六合彩所替代。总之，农村中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传统的东西第一次被彻彻底底地击碎，而现代性的因素仍然零碎，村民成了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的原子化的个人，成了丧失价值生产能力的经济动物。从而，地下教会在这一组织文化的废墟中趁虚而入。农村内生公共品供给更是困难重重。
市场经济的进入，农民的流动，农村社会的原子化及农民本体性价值的丧失，使得农村社会内生秩序的能力严重不足，这就提出了通过强化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和输入外来资源以外生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要求。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背景，只有放在这一农村处境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但是，当前新农村建设过于强调外来资源的输入，却忽视了农村基层组织的能力建设。
简言之，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同时，适应农村社会中传统价值解体的现实，注入现代的价值，以将农民改造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时止今日，虽然作为国家与农民连结中介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具体功能要求发生了转换，但是，对农村基层组织基础能力的需求却一直强烈存在。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面对当前九亿农民的国情，试图不管农民及农村的状况，而任其自生自灭，是肯定要出事故的。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上，九亿农民的农村，会出现很多过去不曾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会有很多新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因此需要有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并能够快速转化为具体行动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存在。只有当我们拥有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我们才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效应对九亿农民依托生活的农村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农村根基，我们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旦城市出现暂时的问题，也可以凭借农村的稳定来调节城市危机。总之，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中国现代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农村人财物资源是不断流出的，而外来的价值侵入也是源源不断的，在这样的农村现实基础上，建设一种什么样的基层组织，才能具有强大的基础能力，是我们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从过去的经验看，离开了乡村社会本身的性质与状况，抽象讨论基层组织的能力是没有意义的。从当前农村基层组织所面对的农村基层社会的功能要求看，主要借助国家转移支付资源来建立一个适应当前乡村社会实际需要的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基层组织体系，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所面临的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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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细讨论可以参见曹锦清等《当代浙北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
[2] 参见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 调查中，一个农民这样说：现在的人都想得穿，不再愿意让多子多女拖累自己，而只管自己现在生活的是否快活。
[4] 陈柏峰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