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此《法兰西内战》的核心思想，即无产阶级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话应该如何解释的确是个问题。后来苏联人强调“摧毁”后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而且新旧之别似乎只是“机器”的主人和镇压对象倒了个个：过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则用来镇压资产阶级。而镇压功能则是一样的，甚至“新机器”的镇压力量似乎还应当更强大！然而至少在军队问题上，这样的说法与马克思的说法根本相左。按马克思的说法，特别是他以巴黎公社为例表达的说法，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常备军，无产阶级是根本不需要常备军的！这样的体制与其说接近于“先军政治加古拉格群岛”式的体制，毋宁说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列宁后来把它称为“半国家”，即介乎于有政府无政府间的一种状态，是语出有因的。
显然，巴黎公社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竞争性多党民主共和制。但在战时状态下它也实行了某些军法统治即“专政”手段（如拘押人质、公安委员会等）。可以说它既有民主制度，也有临时性的“专政”措施，马、恩的说法各自侧重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两者混为一谈而造出“民主专政”之说。在这方面，对马恩理解更准确的应该是麦德维杰夫，而不是考茨基。
看好议会民主不等于放弃抗暴权，承认抗暴权更不意味着否认议会民主——关于“恩格斯转变”与此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在巴黎公社失败不久的1872年，马克思就曾设想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这类民主政治比较完善的国家工人可以和平地实现变革。恩格斯本来谈“专政”比马克思更多，但他晚年在德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完全合法化后即日益重视和平过渡，社民党竞选取得重大进展后，恩格斯更认为无产阶级党派可能通过民主程序执政，而不必通过内战了，在逝世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再版导言中他甚至开始指出暴力革命可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的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这些想法对于后来各民主国家的社会党人放弃暴力革命而从事议会政治，提供了思想支持。当然，那时充满创造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那么看重“语录”，社会党人搞议会民主并非根据恩格斯的指令，而恩格斯也并非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主义者”。张全景最近在声讨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文章中力称晚年恩格斯并未放弃“革命权”。其实何止恩格斯，自从美国独立宣言以来凡是承认自由民主原理的思想家大都在原则上坚持对统治权力的不信任和对可能的暴政的警惕，承认人民有权反抗暴政（即有权“革命”）。像甘地那样把非暴力原则绝对化的人和一味鼓吹“暴力革命”的人都很少。恩格斯作为那时当局的反对派，他在日益看好议会民主前景的同时保持对统治者的警惕，不放弃公民的抗暴权利，这有什么可怪的？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不仅为特定“主义”所有。例如美国从《独立宣言》起就承认人民有革命权（如果政府损害人民，“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从当年抗英革命时的民兵传统延续而来的公民自卫权承认民间有权持枪，就是基于这种逻辑。尽管滥用持枪权确有大弊，今天应当探索更好的办法，但是，难道美国人会因肯定持枪权而否定议会民主、会因肯定革命权而推翻宪政、会因承认公民自卫原则而拥护“迪克推多”式的统治吗？
恩格斯不是甘地，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同样不是。在宪政条件下他们与对手共同承诺遵守民主规则，但从未承诺碰到暴政也不反抗。相反，希特勒在德国刚上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立即于1933年8月召开巴黎代表会议，并通过决议全力反对法西斯，“直至武装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抗击法西斯主义暴力”。而共产国际倒是在近两年后的“七大”上才通过类似决议的。
因此，所谓的“恩格斯转变”虽有思想变化的因素，主要还是形势和历史背景的变化。马克思时代无产者缺乏民主权利，因此他重视暴力革命，恩格斯晚年民主发达了，他转而重视议会斗争，但如果万一专制复归，无产阶级仍有权以暴抗暴。因此，说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沿袭了或“背叛”了恩格斯的主张都是夸大其词。应该说自恩格斯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国家民权保障的日益完善，左右派斗争采取文明的议会民主形式逐渐成为通例，以暴抗暴也就逐渐没人提了。
暴力革命必然意味着“革命后的专政”吗？
而更重要的是：即便需要暴力革命，它与革命后在和平时期搞“专政”也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英、美、法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暴力与战争，但和平恢复后他们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治秩序，“无产阶级”就做不到、或者不想这样做吗？就一定要在和平时期无限期地搞“迪克推多”吗？和平时期的独裁就不是“专政”，而是真正的专制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无产阶级专制”吗？
显然，马、恩所谓的“专政”无论多么激进，它从来只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暴力，而从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会以暴力取缔民主，哪怕是取缔“资产阶级民主”——如果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享有言论、结社、竞选等权利而无产阶级却没有（应当说许多国家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马、恩的主张显然只能是把这些权利扩展到无产阶级中（假如这个过程遇到暴力镇压而无产阶级以暴抗暴，那就是“专政”了），而不是靠暴力使资产阶级也失去这些权利，同时又把所谓“无产阶级的权利”集中于“先锋队”乃至领袖之手，民众只能服从。
因此如果说后来民主国家社会党人摈弃暴力而从事议会斗争还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对马、恩的政治预期有所“修正”的话，他们执政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就完全是顺理成章，当年巴黎公社如果存在到和平时期也会这样，设想他们会像列宁、斯大林那样行事倒怪了。
当然，现代社会党对马克思学说的重大修正是明显的，它突出表现为经济上改变了消灭市场经济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目标，而主要采用民主国家干预、公共福利、二次分配的手段来实现社会平等。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说这种修正不对，因为一些共产党国家的变化已经远远有甚于此。更何况，这种修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在1 91 7年各社会民主党与列宁分手时，他们的经济纲领以今天的眼光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极左”的。
中篇 社会民主主义vs“警察民粹主义”：“人民专制”以及列宁的转向
民粹派讲“专制”：先进者必须强迫落后者
如前所述，马克思讲的“专政”是一种内战时期以暴抗暴的临时措施。在健全的民主国家一般用不上。而即便在像俄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以暴抗暴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为马克思一系的社会主义者所坚持，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设想过在和平时期作为正常政权无产阶级可以用“专政”来进行统治，更不用说以“专政”来“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因此毫不奇怪，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时，首先就与民粹派的“人民专制”理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与西方市民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按：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鼻祖普列汉诺夫的用词）不同，在俄罗斯村社－皇权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俄国民粹派思想传统中“人民专制”的主张源远流长。这种思想虽然也有以暴抗暴之意，但本质上却是其“英雄驾驭群氓”理论的衍生物。以传统村社为思想资源的民粹派虽然号称崇拜“人民”，但这“人民”却是个抽象的整体，只能由少数英雄来代表，其余人等则通常“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只是“1”后面的“0”，没有了“1”“0”便失去了意义，于是就有了“少数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迫使’多数人实行社会主义”的特卡乔夫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专制”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