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显然， 由于“ 专政” 是战时的应急状态，因此它与“专制”（autocracy）即当时人们在波斯等地以及此后的帝制罗马所见的那种常规独裁制度不同，进入帝制罗马及其后的中世纪与拜占庭时代，“专制”成了常规，d i c t a t o r一词便极罕见了。直到近代的暴力革命中，这个名词才又在原来意义上被使用，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体制是常被提到的两个典型。罗伯斯比尔就曾明言：专政“是自由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宪政则是胜利了的及和平时期的自由政体”。
可见所谓专政，第一它作为一种战时独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 “ 专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包括专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对他也没有约束力。列宁后来一再宣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从该名词的原意讲，他并没有说错。
第三它是一种与紧急状态（通常是战争）相联系的临时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种正常的执政方式，这一点它与“专制”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只讲无产阶级“专政”而从不讲无产阶级专制，之所以只在谈到1 8 4 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内战”时讲“专政”，马恩时代他们指导下的各左派组织之所以都没有把“专政”一说列入纲领性文件乃至一般文件（马克思偶有异议却从无强烈反应），就是因为这种临时手段就像罗马共和背景下的小插曲，无关共和宏旨。麦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是在古罗马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个词的”。其实在列宁以前这也是人们通常的理解。在马克思的时代，欧陆多数国家民主制度尚未建立或者还不健全，无产阶级普遍缺乏结社、组党、普选等民主权利，下层民众的运动常常受到统治者暴力镇压，1848年的卡芬雅克专政与1 8 7 1年的梯也尔专政就是例子。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因此也会产生“专政”状态。这种以暴抗暴的思想也的确给后来人造成很大影响。
巴黎公社是“专政”吗？
直到1 8 7 1年写的《法兰西内战》中，鉴于巴黎公社被暴力镇压的教训，马克思又一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以暴抗暴的思想。在后来的苏联式国家意识形态中，这本著作通常被认为是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经典的文献。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实际上通篇并未出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甚至在当时发表的文本中连“专政”一词也找不到。（只有《法兰西内战》不发表的“二稿”中有一处提到“专政”，但却不是指巴黎公社，而是指“把议会纯粹当作嘲弄对象的”第二帝国。马克思称之为“僭权专政”。）但几个月后，美国一家英文报纸曾经发表一篇《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通讯，其中以第三人称方式报道马克思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巴黎公社时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就“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作序时，则明确指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引起了一些歧义。
把马恩视同一体的考茨基后来解释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思想时，一方面说：“就字义来讲，专政就是消灭民主。就本义来讲，它还表明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个人独裁（d i c t a t o r）。个人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经常的国家机关，而是一个出于当时情况需要的临时状态。”如下所述，考茨基这样解释确实是符合专政一词的词源“本义”的。这个解释显然是要批评列宁把专政永久化。但是考茨基紧接着却又说，马克思讲的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因为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样本正是建立在多党制民主的基础上。这又是在批评列宁的“专政”破坏民主。但是这两种批评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说马克思讲的“专政”不是就“本义”而言，它就不必是“临时状态”；而如果是就“本义”而言，巴黎公社怎么可能是既“专政”又“民主”的呢？所以后来麦德维杰夫就不认同考茨基的解读，他认为马克思讲“专政”始终是就本义而言的，即在以暴抗暴过程中的一种临时性军事独裁。
但按这个定义，巴黎公社能否叫“专政”是很难说的。考茨基作为恩格斯的学生把马恩视同一体可以理解，马恩的思想也的确是基本一致的。但作为两个都很杰出的思想者，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完全正常。恩格斯后来谈巴黎公社时关注的是她的战争措施，而马克思在写《法兰西内战》时关注的是后来被称为“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那些制度安排。众所周知，《法兰西内战》本身不但没有出现“无产阶专政”一词，而且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政体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也完全不同，它尽管也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体制，却无疑是一个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多党（派）政体。“65个革命党人当选，反对派则有21人，其中15人是著名的反对派，6个甘必大派激进共和主义者。65个革命党人代表了当时法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别。尽管他们彼此斗争很剧烈，却没有一派对其他派行使专政”。我们知道这所谓65个革命党人主要有三派，即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他们都各自有公开的俱乐部（雏形政党）并进行政治竞争。马克思对公社的许多做法有批评（主要是没有乘胜进攻凡尔赛、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等），但从未对这种多元政体持异议。
不但如此，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其中包括废除“常备军” 而只保留民兵—— 请注意：马克思讲的决不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废除常备军的思想早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就有端倪，但19世纪的工人运动，尤其是马克思这一支，把这种思想大为提升，使其在“国际”及其各党的纲领性话语中屡见不鲜。1 8 7 5年的《哥达纲领》、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的巴黎代表大会决议都提出了废除常备军的诉求。“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种观念，苏维埃政权也一度着手解散军队，复员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质的赤卫队。后来虽然为打内战很快重建并大力扩充、强化军队，但当时苏俄《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临时性军队，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然而此后这个“不久的将来”被推迟到无限遥远。如果巴黎公社以民兵代替常备军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那苏俄岂不是从来没有过“无产阶级专政”，而美国源自殖民地时代民兵抗英传统的公民持枪权反倒更近于“无产阶级专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