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然而该“协会” 实际并未成立，因为不久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分裂了，协议起草者、“德侨中的布朗基”维利希与布朗基派法侨组织联手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马、恩遂宣布废除上述协议。此后他们与布朗基派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专政”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也凸显了。
恩格斯对“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的批判
原来马克思赞同布朗基的“革命专政”论，主要是赞同它不畏镇压、以暴抗暴的立场。然而布朗基“革命专政”的另一个含义，即依靠“先进的少数”来强制“落后的多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反对的。这后一含义意味着不仅“革命中”要用暴力对抗镇压者的暴力，而且“革命后”的和平条件下也要以“专政”来对付“落后者”。这就是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马、恩对此十分反感。恩格斯后来指出：“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设想为少数革命者的Handstreich（起义），于是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的必要性就是自然的；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完成了起义的少数人的专政，而且他们在起义以前就已经服从了一个或几个优秀分子的专政。”
晚年的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布朗基派依靠“ 密谋学派的精神”和“这个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他们相信“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能够以铁腕手段夺权和掌权，并使人民“聚集在少数领袖的周围。这首先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然而成为讽刺的是：正是由布朗基派作为多数派的巴黎公社，其实践却是对布朗基主义的最有力的颠覆：因为她完全反严格集权之道而行之，推动法国各地建立自治的公社并“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而“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些旧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过去每次革命后都“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而现在巴黎公社却一举废除了它！
如下所述，恩格斯批判“优秀者专政”的这些重要思想后来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于批判民粹派的“人民专制”说。
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反对“革命成功后的”“优秀分子专政”——这是马、恩的共同态度。如果说两人有差异的话，那就是似乎恩格斯一方面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不可回避，这从他公开称巴黎公社为“专政”、坚持公开发表含有“专政”内容的《哥达纲领批判》都可看出，总的来讲，恩格斯公开讲“专政”的次数也多于马克思。但另一方面，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比马克思严厉，其中包括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尤其在俄国问题上，现有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民粹派比较热情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相对冷淡，而恩格斯则相反，他不仅从1870年代就开始尖锐批判特卡乔夫，而且后来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民粹派决裂并抨击“人民专制”，也是得到他支持的。
马克思何以很少谈“专政”？
而马克思其实很少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在他本人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正面提到这个概念的似乎只有前述《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但从1 8 5 0年他称赞布朗基派的“专政”口号和一度与布朗基派签署过含有“专政”提法的协议后，他私下的确几次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产物、作为现存制度（“资本主义”）与未来新制度间的一个必经的“过渡”环节，是他本人的创见。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说法几乎都是在私人通信（如今天屡被征引的《致魏德迈》）、读书摘要手稿（如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摘要）、不发表的同仁意见书（如《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别人通讯稿中转述的他的话（如《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总之都不是他自己发表出来的。而1852年后，即便在私人通信中，马克思也有很长时间未提这一概念。1980年代苏联著名的“左派异见分子”、“反对斯大林的列宁主义者”麦德维杰夫曾解释说这是因为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学去了。笔者以为这个解释是不充分的。主要的原因应当是：马克思讲的“专政”都与战争有关，而当时处在和平时期，没有现实的“专政”问题，历史上的“专政”也并非他那时的关注点。
同时还有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1 8 5 9年1 2月卡尔·福格特发表《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小册子，以“知情人爆料”的形式大肆诽谤马克思，把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描绘得如同黑道帮会的密谋，其中就屡屡提到马克思想搞“专政”。马克思为此专门写了《福格特先生》一书以辩诬和反击，强调自己与维利希、布朗基这类密谋冒险家和潜在的专制者截然不同。因此他在一段时间内也似乎是有意回避“专政”这个敏感词的。
迪克推多：“专政”就是临时取消共和
不但如此，人们注意到：终其一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的各个工人运动组织，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直到国际内他们直接指导较多的几个大党，如早先拉萨尔影响很大但后来恩格斯几乎是其唯一理论权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老大哥”，以及马克思两个女婿拉法格和龙格所在、拉法格为创建人、而且马克思还曾口授党纲的法国工人党，在以上述所有这些组织的名义发表的文字中、包括像《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哈佛尔纲领》这类纲领性文件和其他一般文件中，都从未有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在所有马、恩积极参与过的组织中，只有前述那个胎死腹中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那份秘密协议有过这一提法，但这个协议恰恰既非马、恩起草、也未公布生效、而且很快就被马、恩宣布废除。
有人说，这是因为“专政”的提法刺耳，影响一般公众包括工人群众的认同。笔者以为运动的实践活动家的确有这种考虑，例如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不听马克思的意见而拒绝在《哥达纲领》中加入“专政”字样恐怕就是这样想的。而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显然并不很在意“刺耳”与否，但他为什么对倍倍尔等人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并无强烈反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重要。
在西方语言中， “ 专政”（dictatorship）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按当时惯例，对迪克推多的授权为期仅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共和末期的独裁官逐渐不守规矩，到屋大维时干脆改称元首（princeps），罗马进入帝制时代，迪克推多之称便不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