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八、模型的假定与对外贸易
模型的第2个假定是流水线节拍等于居民的消费节拍，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主要消除资本品生产与消费节拍的不一致性），实际上也就是说生产能力恰好满足需求，生产等于消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国的生产能力可能小于消费，可能等于消费，也可能大于消费。
在生产能力小于消费的情况下，我们如果通过配给制等途径限制消费，使生产等于消费，那将产生绝对的贫困。如果通过出口资源性产品，进口消费性产品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则国家投入的生产要素只有部分进入生产过程，乘数小于生产等于消费情况下的乘数。如果通过出口资源性产品，进口资本品进行生产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则国家投入的生产要素虽然只有部分进入生产过程，但由于进口资本品促进了社会分工，将增加加工深度，使乘数得以扩大。
在生产能力大于消费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出口消费性产品，进口资源性产品，乘数将不变，但将使国民收入大于生产等于消费情况下的国民收入。如果通过出口资本品，进口资源性产品和消费品，将降低加工深度，使乘数小于生产等于消费情况下的乘数，除非生产资本品的增加值率高于生产消费品的增加值率。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因为英美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如餐饮、文化、飞机、农产品、军火等都是最终消费品，而机电设备则属于资本品和中间产品。
可见，凯恩斯笼统地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乘数小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乘数是不正确的。
而如果我们扩大国民经济的考察范围，把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国民经济体系，使所有国家都加入国际分工合作，无疑将使得c、n甚至i的量值都有所增大，从而增加整个世界的生产总值，使全世界人民从中获益，这就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也是《孙子兵法》中全胜策在经济领域的合理运用。
九、模型的假定与企业的边界
模型的第5条假定设加工深度为n，乘数等于(（1+i）n-1)，显然n越大乘数也越大，那么是不是多设立企业就能够增加乘数呢？当然不是，因为乘数还与增加值率i有关，而且在最终产品价值一定的情况下，加工层级越多i越小。那么如何确定企业的层级n呢？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增加各种产品产量的途径。如谷物是我们日常消费的，如果我们改良品种和合理施肥，能使其产量成倍增加，无疑将增加企业的层级，如增加种子公司、化肥公司等。
其次，我们必须探讨增加各种产品价值的途径，也就是增加各种产品的用途。如石油，原来只能用来燃烧取暖，但现在能够通过裂化生产出汽油、柴油以及多种化工原料，再如大豆，原来只能用来轧油、做豆腐等豆制品，现在能够作出大豆纤维等等。价值的增加无疑将延长产业链，增加企业的层级。
再次，我们必须探讨增加各种产品产量和价值的工艺装备和改善工艺流程。如使用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能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种植的规模效益，使更多的农民转入工业生产，同时增加农机生产企业，从而增加企业的层级。
上述三点实际上都是技术创新，但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管理创新。管理创新的目标就是减少劳动者停工等待的时间和无效劳动时间，减少劳动对象的占用，增强生产的连续性，因为任何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任何节约归根结底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本人之所以选择流水生产模型作为本人理论的基础，就是因为流水生产是当今最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
模型的第1条假定认为国民经济的生产严格按照强制节拍流水线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从事过流水线设计的人都知道设计流水线必须确定流水线形式、进行节拍的计算、工序同期化设计、设计工作地数目和配备工人。
流水线形式与加工对象的重量、设备、移动方式等有关，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设计，由于地域的广泛性，按照流水线的设计要求当然地要求全国各地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以减少产品和人员的来回运输，《孙子兵法》说的“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正是远距离运输导致通货膨胀的形象写照，象我们原来实行的发展大城市的战略（本质上是西方的城市化战略），使得人员和产品来回地运输无疑是极大的浪费，而我国当前实行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使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措施无疑符合流水生产的要求。
节拍的计算显然与生产量有关，因为有效工作时间是一定的，节拍与生产量成反比，大批大量生产当然要求节拍越小越好，所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设计，当然也就与一国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均消费水平等等有关，而工序同期化设计、设计工作地数目和配备工人则与技术水平和人口素质、人口数量等有关。
根据流水生产组织理论，只要任何中间产品的生产节奏与节拍成整数倍关系就可以成立一级企业，如果不能满足整数倍关系又为社会生产过程所必须，则只能听任设备和劳动者等待时间的出现，组织自由节拍流水线。而这种设备等待和劳动者等待时间的出现，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是一种机会成本，节约这种机会成本，正是企业产生的原因，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存在大量的这种机会成本，才使得现在产生了众多的企业。新制度学派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他们当然是对的，但他们没有对交易费用进行准确的计量，从而不能准确确定企业的边界。本人认为交易费用本质上是闲置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机会成本，而机会成本是可以计量的，从而使我们能够准确确定企业的边界。譬如说饭店，一般都需要购置一定数量的餐具消毒设备，雇佣数个清洗餐具的人员，一个饭店的餐具消毒设备和餐具清洗人员一般都存在着闲置，但如果某一地区饭店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则可以成立一家或数家专门从事餐具清洗消毒业务的企业，使清洗消毒设备和人员都达到满负荷，此时各饭店不必重复购置餐具清洗消毒设备，也不必雇佣餐具清洗消毒人员，只需要从市场采购这种服务就够了。
而节约设备和劳动者等待时间也就是节约存货的占用，从而降低利率，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又促使企业扩大投资，进一步降低利率，从而产生累积效应，直至这种机会成本为零为止，从而最终确定企业的边界。
十、模型与资本市场
如前所述，要想增大乘数，提高国民收入，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而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际上只是提供了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的可能性，要想真正实现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必须确实地成立企业并生产创新的产品，因而需要投资者运用资本进行投资。投资者运用资本进行投资使企业得以成立，从而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降低存货的占用，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因而投资者也是创造价值的，并不存在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所说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1]的问题。
至于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投资变成了一门专门的技术，因而成立专门从事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设立证券市场，促进企业的成立，直接增加加工深度n和提高增加值率i，降低存货的占用，提高国民收入，则证明了资本市场的国民经济情雨表作用，那种认为资本市场是有钱人的游戏，不过是资本市场的赢家把资本市场输家的钱装入自己腰包，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无关的说法是错误的。
同时，资本市场也变成了国民经济的一个环节，也必须与实体经济保持一定的比例，既不能过度发展，也不能过度衰弱，否则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在现实社会中，资本可以表现为实物形态，也可以表现为货币形态，在资本仅仅表现为实物而不能用货币计量时，国民经济表现为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形态，在资本既表现为实物形态又可以用货币来计量时，国民经济就表现为市场经济形态。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就是以计划经济方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形成了强大的国有资本，而在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资本逐渐可以用货币来计量并设立了资本市场，由于原来庞大的国有资本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征集国民（主要是农民）的积累产生的（这也证明了货币是有权机关的命令，能够与行政命令进行替代，具有强制性、主观性等特征[2]），市场上并不存在购买国有资本的大量货币，因而在实现国退民进，国有资本减持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幅下挫，产生了现在资本市场的大小非减持问题。
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使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影响了国民生产消费的积极性，使资本市场几乎失去了融资功能，严重地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阻碍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进程（现在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如果按照现有汇率，就有可能使外资控股中国，如果使人民币升值以避免外资控股中国，就将导致商品出口困难），也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必须尽快予以解决。
然而，面对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我国采取的措施竟然是国有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这不但违背创立资本市场的初衷，而且也迫使国有大股东把原来的周转资金用来回购股票，加剧了资金周转的困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而这种措施是根本错误的，也是不能解决资本市场问题的。
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原来强制征收的国民积累还给国民，按照国有经营性净资产的2-5倍（相当于市净率，理论上市净率应是平均储蓄率或积累率的倒数）确定发放货币的总金额（即按照国有经营性净资产与平均储蓄率或积累率的比值确定减持国有经营性净资产应发放货币金额），按照国民的年龄、户口性质确定个人应获得补偿的货币金额，具体办法是对于城市已退休居民不再给予补偿，对年满18周岁的新就业国民确定一创业资金基数，加上按照应获得补偿的国民年龄与18岁的差确定个人应获得补偿的货币金额，个人获得货币后可以进行创业、归还贷款，也可以购买股票、消费，而农村60岁以上居民获得的补偿可以直接划入社会保障基金，解决农村居民养老问题；同时，面对巨额的货币投放，应控制信贷规模，控制物价涨幅（特别是房价涨幅），在资本市场大幅减持国有股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入市购买股票，减持国有股份所获得的资金在增发货币总额的范围内可以注销，也可以设立平准基金，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而为了降低巨额货币投放所面临的宏观调控风险，可以分步骤、分阶段地实施，如先给农村60岁以上居民按月发放养老金和医疗金，解决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问题，再给新就业公民发放创业基金，解决公民就业问题，最后给其他应获得补偿的国民以货币补偿，同时放开公司上市融资，规定大非在3-5年的时间内不得减持，先解决小非减持问题，最后解决大非减持问题。
这样就能迅速实现国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回归藏富于民的传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关心的“三农”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此后，实行本人在《关于废除公有制的建议》中所提出的私有制方案，废除遗产继承权，实现遗产的社会继承，彻底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
十一、模型的假定与财政收支
模型的第3条假定认为政府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等于土地、矿山、人口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容易理解，但对于财政收支等于土地、矿山、人口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却无法理解。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土地、矿山等是自然物，不是劳动创造的，是没有价值的。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土地、矿山等固然是自然物，但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天起，它们就是与国家主权、国防、人口相联系的概念，获得土地、矿山等使用的权利是通过血与火的代价取得的，而且为了长期获得土地、矿山等使用的权利必须不断地进行国防建设，因而土地、矿山等生产要素是有价格的。古人说：“国之大事，唯在祀与戎”，戎就是国防，就是军事，就是大量的军队和军用物资，祀就是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因而一国的财政支出都用于国防、教育和国民经济的管理，等于土地、矿山、人口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至于凯恩斯主张政府应从事扩军备战，因为扩军备战能刺激生产，增加就业，那当然是本人乘数理论的应有之义，因为扩军备战不但能增加c的量值，而且能增加企业层级n和企业的增加值率i，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当然，本人并不是战争贩子，扩军备战并不意味着战争，《孙子兵法》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关键就在一个“利”字。建设强大的国防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善之善者也”。
十二、模型的假定与商业周期
凯恩斯认为，商业循环的实质在于资本边际效率周期变动所引起的投资率的变动。本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的投资率的概念是模糊的，其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等理论是与实际不符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了商业周期的产生呢？
本人认为，商业周期包括寿命周期和生产周期两个概念。寿命周期是指产品的导入、成长、成熟、衰退的周期，而生产周期则是指产品从投入生产到消费完结的过程。生产周期要求人们均衡生产，避免忙闲不均的问题，将在下面专门予以阐述。
寿命周期的产生原因在于人们消费的升级，在于技术的进步，在于国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在于产品的生命周期。任何产品都有一个导入、成长、成熟、衰退的周期，消费的升级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生产体系系统地产生变化，从而产生周期性的调整，就象企业产品的变化导致设备、人员等一系列的调整一样。因为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同样应满足适应性的要求。譬如说我国五六十年代主要面临的是政权的存在问题，国家安全是国民经济生产主要考虑的问题，到了七八十年代，国际承认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主要面临的是民生问题，消费品的生产成为国民经济生产的主体，而现在，我们的主要消费品已经转向汽车、房屋等耐用消费品，在将来这些需求都满足以后，我们面临的将主要是文化上的需求、科技创新的需求。这些需求的变化必然带来一系列的调整，国民经济生产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一般来讲，在一种主导消费品处于导入期时，技术不成熟，增加值率i较高，消耗大量资源形成的资本品和最终产品都很少，而此时原有主导消费品都产能过剩，处于衰退期，增加值率i下降，生产者都尽量以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方式延长产品的寿命周期，从而产生众多产品积压，最终导致大量企业亏损、破产，加工深度n降低，从而产生经济危机，而人们总是要生存，于是生产生活必须品的企业和少数生产原有主导产品的企业在一个很小的规模下存在了下来，经济社会进入萧条阶段，在此时期新的主导消费品技术不断成熟，慢慢进入成长期，资本品和最终产品的产量都不断增加，从而使生产慢慢复苏，社会经济进入复苏阶段，而随着新主导产品技术进入成熟期，不断地标准化，使新主导消费品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使生产者都扩大产能，增添设备，社会经济进入繁荣阶段，而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对该种主导消费品的需求逐渐满足，逐渐产生新的需求，使现有主导产品进入衰退期，最终使社会经济产生危机，从而形成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危机……的周期性的循环。同时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由于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使所有技术和产品都是成熟的，从而避免经济周期的危机和萧条阶段，产生长期的繁荣，这就是日本、东南亚、中国能够有一个长期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原因。
对于因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经济危机，我们应该持欢迎的态度，虽然技术革命导致原有资产的价值重估，导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调整，伴随着剧烈的金融危机，有时甚至导致国家的兴衰和大规模的战争，是一个令人十分痛苦的过程。
十三、模型与均衡生产
根据前面关于节拍计算的论述，节拍与生产量成反比，那么生产量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不是的。国民经济的生产还必须满足节奏性、平行性的要求，它要求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企业有节奏、平行、均匀地进行生产，必须按天、月、季、年等规定的时间间隔完成等量或递增数量的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不发生脱节或忙闲不均的现象，这就是国民经济的均衡生产问题，它实质上是国民经济产业发展的时间布局问题，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生产周期问题。它要求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总体规划，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合理建设和运用国家生产能力，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实行总量控制，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过度发展。因为任何一个产业过度发展都会导致产品的积压，增加在制品的占用，导致银行坏帐的产生和金融危机，导致国民经济的衰退。譬如说房屋的开发，一般房屋的生产消费周期是20-30年，如果我们在5年内解决了所有人的房屋问题，那剩下的15-25年里房地产业及建材、建筑业等产业将全面衰退，从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
西方国家由于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产品生产是私人的事情，甚至美国的中央银行也是由私人控股[3]，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相互脱节，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疑看到了生产不均衡所造成的危害，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主张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计划与控制，这无疑是对的（前苏联据此避免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衰退），但却因此提出了废除私有制的主张，这就违背了管理层次性的要求，压抑了企业和普通国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因而苏联、东欧的巨变也是不可避免的，就象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指挥，剥夺中下级军官的战场指挥权，从而导致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长征一样。
当然，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由于生产不均衡引起的经济大起大落看作是寿命周期是不对的。因为寿命周期是不可避免的，而生产不均衡却是可以避免的。
而政府对各种最终产品实行总量控制，也就确定了社会的积累率和各种产品的比价关系。因为根据模型的假定，社会生产的各种产品都必须消费，社会生产才能连续进行，也就是说消费已经变成了生产的一个环节，而我们有多少人口、资源是确定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就是可以确定的。据此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生产能力建设的规模、方式，确定我们的货币发行量（也就是按照人口数量、结构确定货币发行量）。
这就与西方经济学所论述的由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原则性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关于国民收入决定的论述是错误的。在本人看来，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消费，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兵法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那种以所有制来决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理论就象以兵器、地利决定战争成败的理论一样是根本错误的，“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任何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拥有土地、财富。只有从满足国民的需要出发才能正确地进行国民经济安排，整个国民经济可以看作一条生产人的流水线，进出口是为了弥补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不足，投资是为了长期消费所进行的生产（如住房、机械设备），也就是国民经济积累，确定国民经济积累率也就是对国民短期消费和长期消费作出安排。
这就很容易使人想起那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似乎中国人偏爱高积累，美国人不积累，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首先，任何国家的生产都必须等于消费，否则生产将无法进行，也就是说消费等于国民生产总值。
其次，积累率与储蓄率是不同的概念，积累率是长期消费占当期货币支付的比例，储蓄率是为未来消费所进行的储备。美国老太太支付消费贷款占当期货币支付的比例就是其积累率，中国老太太不支付消费贷款，但她正消费父辈留下的房产，为儿孙的房产进行储蓄。这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第三、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高的储蓄率，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没有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因而中国人普遍选择储蓄为将来的消费进行安排，而根据概率论的原理（也是保险的原理）我们知道，这种保障水平是比较低的，而且这种保障办法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我们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降低储蓄率，促进国民消费和生产的快速进行。
第四、积累率与储蓄率虽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储蓄是为了将来自己生病、养老和儿孙住房等长期消费，积累是仅指住房等长期消费，因而储蓄率大于积累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储蓄仅为了住房等长期消费之用，则储蓄率等于积累率。
[1]参见本人文章《驳剩余价值论》、《再驳剩余价值论》。
[2]参见本人文章《货币的本质》。
[3]参见宋鸿兵著《货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