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848年，托马斯.卡莱尔[①]（1795—1881年）在一次演讲中对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抨击——“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是，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要说，这门科学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②]
卡莱尔的攻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观念，二是马尔萨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
边沁之后，功利主义成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将经济人抽象为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者，而现实的人的种种复杂性如对道德的关注，对伦理的服从，对理想的向往等等则被抽象掉。应该说，就学科专业化发展而言，经济学关注经济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学因素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没有抽象就没有研究，也没有科学的发展。不过，卡莱尔对经济学的嘲弄和抨击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卡莱尔是一个传统秩序的维护者，是一个道德的落伍者。卡莱尔主张奴隶制、主张死刑、抵制道德进步、反对自由主义，而经济学则是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在这个意义上，对卡莱尔的攻击，经济学可以置之不理。
但是，马尔萨斯对社会经济前景的观念确实是悲观的。当然，这种悲观可以理解为经济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
马尔萨斯（1766——1834年）的内心可能一直是阴郁的。
出生于一个渐趋没落的小地主家庭，父亲又热衷于社交而疏于生财，马尔萨斯一家的经济状况正在走下坡路。在他祖父的时代，还能为女儿的出嫁准备5000英镑的嫁妆，而马尔萨斯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已经为他每年100英镑的花销而抱怨了。当然，在父亲着力营造的具有浓郁理想主义和文化气息的家庭环境中，马尔萨斯既不需要为个体生存担忧，也不会成为一个庸俗的物质利益追求者，但家道的渐趋没落对他性格的形成自然会产生影响。
马尔萨斯的忧郁气质还可能来自他所遗传的身体缺陷。在他曾曾祖父的时候，就有下腭撕裂的缺陷。父亲还一切正常，但厄运却降落在马尔萨斯身上。裂腭不仅影响了他的形象，也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尽管马尔萨斯在社交生活中一贯表现得落落大方，但身体缺陷总是心中的一个阴影。当时的社会名流一般都有画像的习惯，而马尔萨斯在去世前一年才勉强画过一张像，而且仅此一张。
马尔萨斯的悲观和忧郁最重要的可能来自他的宗教信仰。——人类的不幸源自上帝对“原罪”的惩罚。
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展开着。经济进步的同时人类的灾难似乎也在加深。一方面是工厂不断拔地而起，另一方面是被剥夺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流离失所；一方面是财富在资产阶级身上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在无产阶级身上的积累。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福还是祸？如果物质进步是必然的，是否存在一种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物质进步所带来的灾难的进步形式？这种背景下，在英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大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形式，共产主义成为议论的主题。但是，财产公有和按需分配的理想前景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的怀疑者提出，在财产公有和按需分配的背景下，人们天生的自利和机会主义本性可能导致人口的迅速膨胀和财富生产的迅速衰退。共产主义是否可行取决于人性能否完善，取决于人们的自利和机会主义本性能否得到克制。
1793年，英国政治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1756—1836年）出版了《政治正义论》。葛德文提出，人类理性进步的主要障碍是财产私有、经济政治不平等和国家的强制，而社会的灾难和不幸，也源于私有制。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人类理性将得到完善。在人类理性完善的背景下，人口过剩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1795年，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数学家孔多塞（1743—1794）生前写作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出版。孔多塞提出，人性是可以完善的，社会终将走向进步。战争将被消除，不平等将被平等取代，教育将普及。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将会增加，但借助于技术和知识的进步，食物的供给增长会快于人口增加。
1797年，马尔萨斯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正在担任牧师。那一年的冬天，围绕着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著作，马尔萨斯和他的父亲为人类是否具有理性进步的能力展开了讨论。老马尔萨斯学识渊博，思想激进，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他认同葛德文和孔多塞的思想，对人类的理性前景充满信心。马尔萨斯却对人类发展的前景充满忧虑，他无法相信人类理性的完善，无法接受父亲的滔滔不绝的雄辩。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倡导者信誓旦旦的人类理性完善终究只是一个乌托邦。因为他们承诺人类理性可以完善，却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 “一个作者可能告诉我他认为人最终会变成驼鸟。但是在他希望任何有理性的人同意他的观点之前，他应该表明人类的脖子已经不断在拉长；嘴唇已经长得更硬和更突出；腿和脚每天改变其形状；毛发开始变成羽毛的残根。”[③]由于无法说服雄辩而顽固的父亲，马尔萨斯决定将自己的思考写成文字。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出版了《论影响于社会将来进步的人口原理，反对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家思想的评论》。
在马尔萨斯看来，无论是葛德文还是孔多塞，他们关于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理想，都建在人类理性可以完善的假设基础之上。由于人类理性是可以完善从而不断进步的，因此人类有能力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平衡。可是，马尔萨斯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理性能力是上帝赋予的。夏娃和亚当偷食禁果是人类理性成长的起点，也是上帝赋予人类选择的能力。但是，上帝并没有承诺给予人类充分的理性。就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需要实现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上帝赋予人们生育的能力，同时给予人们满足生存的生活资料，但他从来没有承诺二者的平衡。根据马尔萨斯的观察，由于两性的情欲会维持现状而土地数量有限且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于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④]其结果，必然是人口增长超出生活资料的增长，
马尔萨斯显然是将人口过剩理解为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通过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用他的最大方和最慷慨的手法散布了生命的种子；可是它为抚养它们所必需的空间和滋养料方面却比较吝啬。”[⑤]当人口数量超出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时，一切可能推动人口与生活资料平衡的现象都将会出现，如饥荒、瘟疫、战争等等。马尔萨斯将这些现象理解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失衡的自然结果。当然，人口的过剩并不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当饥荒、瘟疫和战争消灭过剩人口之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供应之间会恢复平衡。但是，人类永远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人口过剩——饥荒、瘟疫、战争——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平衡——人口过剩……当然，人类也可以通过道德的抑制如晚婚、晚育，节制结婚、节制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但这需要理性的完善，而马尔萨斯对人类理性控制婚姻和生育的能力并不信任。
人类注定要接受上帝的惩罚，注定要在周期性的灾难中承受煎熬，因此，改进人类境况的那些措施包括对穷人的救济其实无济于事。当上帝必定要惩罚人类的原罪时，那些济贫措施可能使人类招致上帝更加严厉的惩处。马尔萨斯对穷人抱有一种极端冷漠、残酷甚至有些变态的态度，他为此被认为有反社会和反人类的嫌疑。马尔萨斯对此辩护说，人们将我看成是人类的敌人，其实，我不过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敌人。如果上帝必然要惩罚人类，那么，灾难就是人类的宿命。其实，马尔萨斯的一生也在接受这种惩罚，他也曾经结婚，也曾经生育了一群孩子，也曾大部分时间受穷。
写作《人口原理》，阐释人口规律，体现马尔萨斯对人类可能面临的悲观前景的深深忧虑。尽管由于存在种种理论缺陷以及对穷人命运的冷漠而受到持续的怀疑和批判，马尔萨斯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仍然值得敬仰。其实，就算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而需要经常提醒时常关注的重要问题。就在最近的2007年到2008年之间，世界粮食问题还陷入危机，在全球有36个国家的1亿人口由于粮食供给问题而陷入生存危机。在海地，人们不得不用一种泥土做成的叫做“特雷”的替代物作为食品。即使生活在今天，马尔萨斯仍然会为人类的悲惨命运忧心忡忡。
如果生活在今天，马尔萨斯不仅会为人类面临的粮食危机而忧心忡忡，更会为目前正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而心急如焚。
经济危机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一个传统的重要话题。而这个问题最初的系统研究者之一，正是马尔萨斯。在马尔萨斯研究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商品供应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但社会购买力没有同步增长，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马尔萨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的平稳正常的运行，要求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总供给取决于生产能力即资本积累，而总需求即有效需求取决于社会购买力。经济危机即生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其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积累速度过快，使商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为购买它们所必需的购买力的增长，使积累与消费出现了不平衡。
马尔萨斯还认识，化解危机的根本措施在于扩张需求。马尔萨斯认识到，如果经济的自发运转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不能实现平衡，那么需要一种市场外的力量作为补充，比如，以增加政府需求来补充有效需求。马尔萨斯强调了危机时期政府增加公共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公共事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本身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强。如果说在经济正常运转时期加强政府的公共设施建设可能会导致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从而约束私人经济的发展的话，在危机时期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利用低廉的价格提高公共设施的建设效益，而且可以直接推动有效需求的增长。
马尔萨斯的经济周期理论，还显得粗陋甚至自相矛盾，但毕竟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周期理论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一个是马克思，另外一个是凯恩斯。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就直接受益于马尔萨斯。比如，凯恩斯也是用有效需求不足解释危机的产生的。凯恩斯所做的工作，是马尔萨斯的基础上，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从心理层面上给出一个系统深入的解释。在危机的治理上，凯恩斯发展了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凯恩斯充分承认和肯定了马尔萨斯的贡献，将马尔萨斯称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如斯密和萨伊是不承认危机存在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具有理性能力，于是由经济人构成的市场是完备的，经济的运行所呈现的是一幅乐观美好的景象。萨伊继承了斯密的衣钵，他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阐释了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这些解释中，都假定人的充分理性。而在马尔萨斯和凯恩斯看来，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于是，由有限理性的个体及其行为构成的市场的运行自然具有不确定性，危机的产生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马尔萨斯对经济危机的理解，再次体现他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不信任及其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忧虑。
马尔萨斯研究的两个主题，人口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悲观前景，为此，给经济学赢得了“阴郁的科学”的名声。马尔萨斯也因为直言人类可能的悲惨命运而被称为“坏信使”和“冷血批评家”，他的《人口原理》曾被称为“谋杀之书”，他的人口理论被称为“政治谋杀理论”。
但是，在施蒂格勒看来，就算提供了坏的消息，就算作出悲观的预期，就算对政策作出尖锐的批判，经济学家们也不过是 “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得出无情的结论”。[⑥]如果经济学家传递的消息是坏的，那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传递了它，而是因为消息本身就是坏的。如果经济学家传递的坏消息可以对人们产生警醒作用，那么，经济学家就是称职的信使不是坏信使。相反，那些惯于指鹿为马，擅长迎合奉承的“风派”经济学家，才是真正的坏信使。他们的经济学虽然不阴郁，甚至可以不断营造美好前景，但却更可能使社会经济运行误入歧途。就像自由主义者承诺完全自由的市场运行会导致均衡的自动实现但结果却是深化了经济危机一样。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②]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P80
[③]转引自[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235
[④]马尔萨斯：《人口论》，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P5
[⑤]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P55
[⑥]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之《前言》，中信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