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结构与 文化观念的嬗变是极为不同的。日本在近代 与现代的对外学习中,固有文明本质属性并 末改变,依旧以其传统文明特色,步入现代社 会。换言之,在深层次上,日本的家族主义、神道、天皇制乃至武战士道所规定的本土文化的 特征与内涵大体相同。日本人通过传统价值 观和制度接受西方文明,通过家长式监督和 大家庭式商业结构接受资本主义生产;通过 传统忠诚和互让精神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通 过儒家考试传统接受当代的教育体系。总之, 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观、家庭观和祖先崇拜,数百年间决定着日本人的精神氛围。近 代中国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被迫走向现代化 的。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4) 里,曾清晰地概括了近代户国文化结构变革的三步曲,即由器用西化、制度西化到全盘西 化的曲折历程。所幸的是,“五四”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真正觉醒, 从更深广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说,此后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所蕴含 的另一层可以表述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交融与结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移植,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转换过程。
儒学文化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目标相悖的
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如 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现代 ㈣日本的兴盛和现代新儒学的崛起,似乎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资源,具有现代意 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中确实有儒家根源。然而,日本的经济起飞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 史原因,儒家文化不是构成其现代化发展的 动力因素。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是两次大规模 的“西化”,即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下被迫民主化。它 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框架基本上来自西 方的现代科学、民主观念和社会准则。至于儒 家伦理在日本企业管理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在这些国家现代企业制度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一点如日本著名商人、思想家涩沚荣一所说,日本资本主义是“《论语》加 算盘”的资本主义,与欧美“基督教资本主义” 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又因为日本保留传统负面因素太多,国民的民主权利在天皇制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30年代以后,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横行,并一再发动侵略战争,最后以战败告终。以日本为根据,企图从肯定儒家资本 主义的意义上去认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
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步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冲突绵延不绝。辛亥革命后,我国 虽然结束了形式上的封建帝制,推翻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但却未能告别儒家传统,走出中 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批判儒家的文化糟粕。陈独秀明确指出孔予不适合现代生活,鲁迅高度称赞中国的脊梁,胡适满饱着兴趣评价悠久的中国文化的种种经历,表 明了“五四”思想领袖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度是一种扬弃的精神。时至今日,历史赋予“五四”新文化的启蒙重任并没有彻底完成。中国现代化遭受到的种种阻力,从文化角度看,有不少来自于儒家思想的消极面。比如,长官意志,个人崇拜、平均主义等等都是旧文化的变态形态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的“过渡”时 期,还存在小农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 封建意识与民主政治的冲突、封闭保守意识与改革开放意识的冲突、道德人本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现代新儒家不真切了解 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试图在儒学经书中发 掘传统,以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对 儒学作逻辑论证和改造,却根本不能提出解 决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科学思想。
中国现代化不存在复兴儒学的问题,出 路在于,走上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当马列上义在“五四”时期刚刚传播开来时, 它自身的确存在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情 不相协调的因素:唯物史观与传统的“圣人史 观”是不合拍的;以矛盾斗争为核心的辩证法 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和“中庸调和”的方法论也是格格不入的;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主导力 量的城市起义的革命方式,在中国这一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同样感到陌生。总之,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科 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晶或最高成就, 这种文化的特质恰恰是在上千年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巾积淀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别缺乏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用新的时代精神整合、扬弃、变异、 创新原玺社会中的旧传统文化,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并能满足现代化社会的新文化。这 就是毛泽东在1940年所写《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所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 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那种以儒家思想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拒斥马列主义, 到阻碍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封建思想宝库 里寻找精神武器,显然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 趋势相悖的。
建设当代中国现代化必须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莫不受到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中日两国也不例外。日本在漫 长的文化发展中,积累而成“大和”精神,“好学不倦、教育立国”的儒家社会传统,勤俭之 道和以“性本善”为出发点的人情化管理。这 些意识、观念、情感等因素,在日本人的精神 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是体现大和民族发展方向和活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儒教资本主义的主导精神。不理解这些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无 法理解日本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它至今 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传统儒学 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有着不同 于世界文化的独特魅力。简言之就是它的民 族精神。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主导 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积淀,世代相传、不 断发展的一种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它包括民族的信念与追求,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中华民族精神在于它的时代性、包容性和内理性色彩。因此,它亘古能绵长,历久能弥新。 古典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积极向上、永不停止,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百折不挠的的开拓精神、完善自我的迸取精神和勤劳 节俭的美德。厚德载物,是重视道德人格价值,崇尚气节,珍视情操。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融合古典民族精神的精粹和“五四”之后的革 命文化,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科学民主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以及竞争意识、改革开放意识、法制道德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和公 平公正意识。中华民族精神是弘扬民族文化 宝传统,提高国民素质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善于用时代精神构建它,以充分发挥民族精神的模塑作用,铸造国民灵魂。
如何处理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异同必须回答的 问题,也是中国进入21世纪大发展必须回答好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列 £义同中国实际、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时代精神之精华,是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决定性成功和巨大影响的理论基础。可以预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将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再造辉煌。
(本文首发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费小组主办、张岱年先生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六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