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传统文化、近代化和现代化
---------中日两国情况比较的的五个结论
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现代化是社会、经 济、政治体制的现代类型变迁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化内容大体上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在物质技术方面，现代化实质是上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农业文明国家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二是在制度方面，现代化是近代 资本主义兴起后，各个国家的封建专制社会 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三是在思想、意 识、观念上，现代化主要是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改变过程。作为现代化前身的近代化，不是生产机械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意识形态自由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
中日两国各自从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算 起，至今已经走过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比较 两国现代化的异同，我们得出五个结论，
中国现代化缺乏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现代化与近代化的关系，也就是现代化的真实起点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日 本的近代化是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民族独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基本上是一条独立， 自主的近代化路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运动进入近代社会，取得政权后再以政权之力推 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大经济政策，并在此过程中进行逐步逐级的民主改造，纰较迅速地完成了日本的近代化。与日本不同，中国始终处于不平等条约的“百人巨手“ 的束缚之下，缺乏资产阶级获得政权的根本性前提，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任务。因此，在 近代中国，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发展资本主义，以实现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们采取自上而下 的方式进行维新变法，企图实现中国近代化，是历史对康有为维新派的选择。
中国近代社会存在“明显的惰性”
鸦片战争以后，中日两国都面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挑战。面对这两种挑 战，如何回应，直接关系到中日两国近代化的 命运与前途。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的当轴和知识分子惊呼中国面临“千古变局”。日本朝野疾 呼“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日不波及日本”,。当时在总理政务中的“老中”水野忠邦就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是为我国之戒”。为此德川政府正视现实，“察天下之时运与世界之情势”，一面加强国防，一面研究放开国禁政策。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率军舰开进江户。德川政府被迫“打破两个多世纪的传统而与美国缔结了美日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函馆两港”。1858年幕府又陆续同美国、 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从此，日本向整个西方资本上义世界敞开国门。尽管日本的开国历程带有一些屈辱性，但却与中国不同。在“千古变局”面前， 清朝统治者中顽固派抱着“深闭固拒”的态度，对封建纲常名教虔诚膜拜，无限留恋，而 对“变局”麻木不仁，不思振作;投降派则“惟 发和夷为事”，甘当侵略者的附庸。这样，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无法避免大规模战 争的破坏，更没有摆脱割地赔款的厄运，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此后统治旧中 ，旧中国国的历届政府，没有一个正视现实，积极寻求对策，迎接西方挑战。这就是费正清等人所说的，由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明显的惰性”，造成“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这种“回应不力”的原因都根植于中国内部，主要因素有封建社会结构与腐败的官僚政体。政府无能，内外战争频繁，封建主义的阻力等。
中国近代化受到旧的思想文化传统惰性 的严重束缚，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 与日本截然不同。中国是消极的、被动的、无所作为的，日本是积极主动的；中国是一个惰 性十足的社会，日本则有不取决于外部冲击 ,而自我创新的能力。当魏源在《海国图志》全书总纲《筹海篇》中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上层表示支持的不超过十人。比魏源稍迟一个时期，日本的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彼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愿望”。当时，中国广大人民没有能力去接触世界，，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对世界也懵然无知，而且冥顽不灵。而在日本则掀起了 所谓“洋学”运动，移植研究英、法、俄、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在德川幕府完成开国历程后， 日本进一步做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选择，即 ‘“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并最终建立了 维新政权。在我国，洋务派每一个带有创置意义的举措，都曾招来“今之患者未有如侈谈洋 务之大者”的詈责。戊戌维新派倡导民权学 说，守旧派立即群起攻击，竟说“考之六经，从末闻弃旧如遗，悍然以开新为务者”。 孙中山初倡革命，被人视为乱臣贼子，“咒骂之声，不 绝干耳”。在传统惰性的氛围中，中国近代化 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是 中日两国历史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
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天照大神为 始的皇统、国体观念、家族制度和歌道、荣道 和花道等为主要内容。但是，这些“国产”的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变异。作为单一民族的“大和”文化，从原始时期的“记纪神话” 起，就开始广泛融入东亚诸民族的文化以及 各种哲学观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 教、文字、文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这些文化 的影响时间可以说和日本的历史一样长，范围涉及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生活习俗等各 个方面，但并没有吞没日本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日本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形成了认同、尊崇外来文明的价值与功利以 及现实的拿来主义的价值观。因此，日本自古 以来很善于感受和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有 保持自己文化的执著力，具有极为成熟的含混性和活跃性。近代日本的思想家们也曾设想出“东方的道路，西方的艺术”或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认识”的公式。但日本人很快认 识到所谓“文明本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用 它的科学技术文明”，“和魂洋才”，最终成为占 统治地位的思想。日本发生的“明治维新”，其 目标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全面的回 应。近代日本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颁布 《学制令》普及国民教育，同时“破旧来之陋 习，求新知于世界”，全面仿学作为西方文明 主体的政治、伦理、哲学，招聘外国顾问，重视 思想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发展，走上了一条不 同于中国性质的道路。
中国近代化是在“危亡之秋”开始启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 运动，谨守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以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根本，以“富国强兵”为 目标，以“开铁矿，制船炮”为重点,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洋务运动的特点，是通过“采 西学制洋器”的方式，通过“求强”、“求富”两个阶段，创办军事工业和民营工业。至19世 纪中叶，正当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的时候，中国 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以清晰的语言集中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受挫后对待外来文化的总方略。所谓“体”，就是中 国固有的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为这种政治 体制服务的那一部分儒家思想和文化。所谓 “体”与“用”，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体”与“用”的矛 盾，实际上反映出在中西文化的接触冲突下， 文化变革由局部走向全面，开始突破“用”的 范围，触及“体””的根本。甲午战争,中国以泱 泱大国败于日本“蕞尔小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根本的反思，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 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 的戊戌维新运动，突破了物质与精神分割的 “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第一次提出学习西 方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制度的近代化纲领 和措施。康有为的文化影响，主要在于力图完 成儒学从中古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他以进 化论的某些思想观点，从儒学今文经学的“三统说”、“三世说”汲取“微言大义”，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但是，儒学宗教化既违背儒学的本旨，也与近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相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全面否定了古老文明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以民权理论取代“天命论”， 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为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 的旗帜，以强烈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色彩，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作出新的评价，对儒 学思想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它亦有时 机代局限性，但无疑是2 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