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靠哪些阶层扩大内需?这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否则,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本文认为,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
一、扩大内需靠谁来实现?
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内需不足,这已是全社会形成的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和共识。近来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学者们反复强调要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然而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有学者说,中国经济增长80%依靠出口,官方承认的数字是60%,如何把这个出口数字消化为内需?
内需有二种,一是投资,二是个人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直接生产个人消费品或者生产个人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等,归根结底,源头是个人消费品的被购买消费。很明显,如果个人消费能力不足,投资生产的消费品或为生产消费品而生产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就会发生产品积压和滞销而影响投资的效益,从而影响人们投资的热情和信心。个人消费能力的不足,致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和残忍,在个人消费品需求总量不增加或少量增加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企业投资(包括扩大生产规模和新建企业),总是几家欢喜几家忧,社会总经济效益没有响应的增加。
个人消费品的消耗,需要个人购买消费品,实现个人消费有二个基本前提:一是个人要有钱,二是敢于进行花钱消费。目前的中国人——确切的说是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扩大个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的查看目前中国人的构成和他们的收入支出情况。
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级: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国家管理人阶层,即由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1999年,这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2.1%。资本家阶层。主要由大、中资本家组成。在1999年,以大、中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资本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0.3%以下。中产阶级——即中间阶层,从来源上看,包括“传统的中产阶级”和 “新中产阶级”: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左右。劳动者阶层。这个阶层被细分为三个子阶层:贫困型、温饱型、发展型。贫困型:主要指贫困山区的农民、年老体弱和无技能的城市下岗职工、失业和半失业人员等。这部分人的生活极为贫困,是绝对生活贫困者。他们的年收入在3、4千元左右甚至更低。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员总数有6500万人左右。在城市中,形成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尤其是那些40-50岁左右的中年失业者及其家庭,这部分人的夫妻双方大部分只受过初等、中等教育,过去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体力工作,现因公司不景气破产或停产、半停产,这部分人既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的经济增长产业,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此也没有任何机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淘汰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工资收入,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养老保障。
从整体上说,他们的出路将会越来越难,他们比那些已退休的职工、比有一块承包地的农民更为困难,贫困型劳动者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温饱型: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体力劳动为生。典型的如一般企业的产业工人、服务行业中的普通服务员、建筑业的民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个体户、普通营业员等。因地区分布的不同,他们的收入也有所不同。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70%左右。发展型:是指智力型劳动者,他们是劳动者阶层的最高层。典型的如技术工人、公司中的普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中介行业中的一般律师、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个体工商户、中小学教师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知识、技能性劳动为主。在发达地区,如广州,他们的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在内地,在2.5万元左右。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估计在10%左右。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①
很明显,在四个阶层中,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的个人消费水平已经满足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大幅度的增长个人消费的数量总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此这部分人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总量不会有太多的增长,况且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消费数量有限。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级,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包括数量和质量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对生活的需求和期望,他们最有可能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大量购买商品使企业的产品销路畅通;但他们也最不可能增加购买商品的数量和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他们没有钱或者有一点钱而不敢花。对温饱型劳动者来说,他们除了购买低档的生活必需品外,已没有多少剩余的钱可供个人消费,况且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或者干脆没有能力进行考虑安排,他们目前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个人消费;对于贫困型,不说也罢;至于发展型劳动者,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外,他们尚有一些存款结余,但面对高昂的学费、医疗费、住房以及对自己未来养老生活的考虑等等,使他们捏紧了手里的一点存款而不敢消费。他们中三十岁左右的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买房,四十左右的人面临的是子女的学费、本人及家庭的养老、医疗、以及个人可能被淘汰被迫提前退休的生活问题。这一切,使这部分人也不大可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如此,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目前没有能力增加个人消费,占总人口10%的强势阶层没有增加消费数量的需求,这如何能够实现扩大内需而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让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进行消费,扩大内需就是一句毫无实质意义的空话。
二、扩大内需是一个基本国策,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
扩大内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政策,应当是一项基本国策。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是实现这一基本国策的关键和前提,从长远利益来看,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过分的依赖出口,一旦出口不畅,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产品积压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支出能力,表面上只是减少了资本家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对劳动者阶级的福利支出,似乎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阶级而不利于强势阶层,但劳动者阶级收入和支出能力的提高必将使经济发展获得强劲的内需这一基础性的国内市场,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有利环境,可有效的避免国外打喷嚏,国内就感冒的连锁不良反应。对此,社会必须也应当作出抉择。
扩大内需的必要前提是劳动者阶级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走向了建设福利社会的道路,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对劳动者阶级有利,恰恰是福利社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后有钱并且敢于花钱而不断的增加内需,拉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整个资本家阶级减少了当期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中增加了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换来了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投资环境,从而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当然,阶级矛盾也由此得以缓解,社会也因此获得实质性的稳定。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仅为百分之十几。绝大部分还是靠生活在国内的人进行消费来实现的。不论是哪一个国家,大富豪仅仅是一少部分人,他们个人的需求数量毕竟有限,个人消费品的购买,还是要依靠立足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福利社会,正好实现了依靠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断的进行消费增长,增加对商品的购买而使企业的产品畅销,从而拉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国目前要扩大内需,关键是首先要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能力和支出能力。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福利社会。中国为什么不提这件事呢?即使目前实现不了,也应当将其作为一个奋斗目标来对待。从哲学意义上讲,普遍性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共性,特殊性是地域的、民族的个性。特殊性应当是优于普遍性至少是对优秀的普遍性没有实质性损害的才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是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裕和精神生活的快乐,按照王占阳教授的说法是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当然不能忽略占总人口90%左右的劳动者阶级。可以这么说,这90%的人幸不幸福、富不富裕,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如何增加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提高他们的支出能力,换言之如何让他们有钱并且没有后顾之忧把钱花出去而增加内需,这是一个建设福利社会的系统工程,绝不是靠银行减息等措施就能解决的。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阶级的工资收入与资方所得的比例,以及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中国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倒数第几,②这与目前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等都是极不相称的。建设福利社会,提高劳动者阶级的收入和增加财政支出中对社会福利的比例,是很有必要也是必须的,这是扩大内需的唯一方式和途径,否则扩大内需就是也只能是一句反复唠叨的废话。
参考文献:1.2、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四个阶层的划分与阶层矛盾》 《中国社会学网 》2007年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