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中国没有谁敢评说他们；因为他们是中国的改革理论旗手，平常多少人在等待他们的‘金口玉言’；而我们老百姓就是真的有‘治国安民’之良策，也不会有人对你看一眼的；我写出的改革文章在国外都发表了，可依然也没有人对我过问一下；所以我们的合理化建议无人问，而他们那里整天是有人围绕着等‘建议’。因此他们才能评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为我们的未来画龙点睛出‘美好的未来’。
然而可惜的是，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穷人’；可从不知道‘生活艰辛’的人能代表‘穷人’吗？因为改革，必然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缺损者；他们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也就不能代表利益缺损者；看我们那六千多万的下岗人员和几亿农民工，这些人才是改革的利益缺损者。如果说‘既得利益者能够代表利益缺损者’，恐怕这世界上没有人相信；我当然也是改革的利益缺损者，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谈自己的感受而已。
是啊！中国改革造成社会的洗牌，既得利益与利益缺损呈两极分化；于是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而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他认为‘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
我们不能说他们说的错，但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保障机制能够解决的吗；同样政府的自身改革，好像对两极分化也没有任何作用吧。我们是共产党的国家，我们为什么先不优先解决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而用‘杯水车薪’和‘南辕北辙’的主题来冲突社会矛盾呢。是我们自己糊涂，还是这些明白人故意装糊涂。
我们这代人都是从改革中走来的，任何阶段我们都有体会；由于不是考古，所以我们不迷信这些权威。吴敬琏说：“我认为最成功的改革是这么三次，第一就是1984年；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个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定；第三就是根据19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结果我们的经济很快就起来了”。而厉以宁说：“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它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第二个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第三个民营经济的兴起。这就是中国在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我认为最值得提出的三件事情”。
从这方面讲，我们不好评说吴敬琏的大理论阶段；倒是的确对厉以宁的三个阶段有自己的认识。首先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的确为农民带来了五年左右的温饱；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各项生活成本上升；种田实在无法维持生存。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医疗保障，而是子女的学费承受不了；于是外出打工，成了中国农民的唯一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外出打工与种田并不能同时兼顾；结果我们分田到户的农民成了专职的农民工，而分到手的田却在荒芜。现在虽然国家对农业在加大投入，而根本无法改变农民工这一事实。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好像就是下岗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同义词；可怜了我们那六千多万下岗人员，他们成了从‘坐飞机到掉进大海’的人；请我们的学者们看看清楚，这掉进大海的六千多万人；有几个又登上了飞机，除了消亡剩下的还在大海上苦苦挣扎。所以老百姓说，‘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培养出了收入与国际接轨的领导人’；是啊！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实际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
民营经济的兴起，实际是台胞企业的龙头效应；这些看中大陆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的确在大陆成功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的确繁荣了经济；但更大的却是在刻薄我们的劳动力。所以民营企业里，绝大部分竟然是农民工为主体；就连我们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也把农民工作为降低成本的途径。此外我们同样看到，很多民营企业；实际是‘官本位’的转换，通过它把‘权力’转换成私人的利益；而我们利益缺损者，依然在愈来愈艰辛的社会上求生存。
当然，如果说改革是为‘少数人’谋利的；那么我们的改革的确造就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与我们党的宗旨相比，改革应该是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多数人并没有富起来，反而使一部分人赤贫下去；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与利益缺损者的不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