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习总书记好！我是来自厦门的安徽人，从事洗脚行业。我叫……” “洗脚妹，刘丽？” “是！” “还在洗脚吗？” “在做技术培训。” “那还助学吗？” “是！” “在厦门多少年了？” “13年。” “我也在厦门工作过3年。” “厦门人民期待您有时间回去看看。” “好。在厦门落户口了吗？” “还没有。” “向你表示致敬！”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当日，团中央举行“实现中国梦 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27名五四奖章获得者见面、座谈。 刘丽是27人之一。在一个上午的活动中，习近平与她六度握手。座谈时，刘丽主动发言，讲述自己的梦想，习总书记还为她鼓掌。 “美丽的一天、开心的一天、兴奋的一天、学习的一天。”在5月4日的微信相册里，刘丽这样写道。 “后来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感觉就像做梦似的。就算是上辈子烧高香，也不会料到能有今天。”5月19日，说话耿直的刘丽这样对时代周报表述当时的兴奋与意外。 的确，17年前，刘丽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女孩，因贫辍学、被迫离家，一度还曾流落街头。但现在，她成了安徽省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政见，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对话。 “我时常觉得自己很难，但难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总是神奇般地出现帮助我的人，然后，问题都会一一解决。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情节，故意设计好似的。”在微信里，刘丽曾写下这样一段人生感悟。 洗脚妹对话总书记 5月3日，刘丽离开厦门、飞往北京时，只知道自己要去参加团中央五四青年节的一个活动。她带了一条最喜欢的绿色连衣裙，因为，绿色代表成长，寓意很好。 当天深夜，直到团中央的工作人员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刘丽才知道，次日，她将要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 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刘丽起床。那条绿色的连衣裙已经借给了另一个没带合适服装的女孩，于是，她为自己选择了黄色的衬衫和蓝色的外套。两个月前，她曾穿着这套衣服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7点20分，整队人马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大巴驶进航天科技馆。接着，27名五四奖章获得者分成了四组，刘丽被安排在第二组。 9点不到，习近平的身影出现在第一小组。刘丽远远地观察，看到习总书记先是听取讲解员介绍，接着与青年代表一一握手。“他们挨个说总书记好、领导好、首长好，而习总书记连连回答好、好、好，一路就走了过来。” “当时我想，一定要和总书记说上话，不能只是一句好。”于是，当刘丽伸出手时，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 刘丽告诉时代周报，在她之后，习总书记接连与4位代表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末了，他又回过头来叮嘱刘丽“好好努力”。 “我立刻回答说谢谢，但心想，仅两个谢字，不够。”这时，习总书记正转身准备走向第三组，“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大声说道，‘领导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话音一落，周围团中央的工作人员都笑出了声。 “当时，我确实特别兴奋，在我之前有十几个代表，习总书记都没有停下来说话。我竟然是第一个，而且，说得最多。” 接着，座谈会时，大胆的刘丽直接起立发言，讲述了一个打工女孩的经历和梦想。结尾，她这样说道：“我从事的洗脚业没有政府主管单位。而据非官方统计，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有1200多万。但这其中，90%以上的从业者都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我从没机会看到日出，也不知道正点儿的饭菜的味道。虽然我们赚得比工厂的打工妹多，但心里却非常自卑。”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一群洗脚妹，创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洗脚城，让我们在赚钱的同时能够照顾老人、孩子，有能力之余还能帮助身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大胆地告诉身边的所有人，我就是一个洗脚妹。” 此时，习总书记插问了一句“从业人员有多少？”“据非官方统计，1200多万。”刘丽答道。 当刘丽发言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掌声。刘丽告诉时代周报，“那时，习总书记也在带头鼓掌。”她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习总书记作了题为《对青年的五点期望》的总结。其中，说到第五点时，“提到了刘丽的名字”。
除此之外，刘丽还准确地计算过，整个团日活动中，习总书记与她六度握手：接见时一次、全体代表合影时一次、“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合影时两次、座谈会时两次。 “刘丽老师” 其实，刘丽，这个“洗脚洗到被习主席接见”的女孩儿过去曾非常坎坷。 1980年，刘丽出生于安徽省颍上县一个距离县城120里的农家。由于家境贫寒，她几乎没有享受过童年的快乐时光，当长出一些气力时，便和父母、姊妹一起拉犁耕田。 一天下午，刘丽在田里耕作，远远地看见村里的一位老师走在前往学校的路上。她留着长发，衣衫整洁，手里拿着几本书。这个美好的侧影留在了刘丽的记忆中，“从那时起，我就梦想当一名老师。” 然而很快，梦想破碎，刘丽没念完初一便辍学了，“学费是120块，爸爸把豆种卖光，只得了70块，还少50块。”50块钱改变了一个女孩的命运—1995年， 15岁的刘丽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跳上拖拉机，外出打工。 在2010年5月的一期电视节目中，刘丽回忆起第一次离家的情景：“我站在车斗里，大声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哭，要开心。因为，我要赚钱了。以后，村里有谁念不起书，我来资助。” 彼时，稚气未脱的刘丽还没出过远门，甚至不知道警察长什么样。而随后几年，她走南闯北，到过武汉、南京、北京，见识了生活残酷的模样。1999年，她来到厦门。起初，她极力求职，却处处碰壁。 “哪怕是应聘小吃店的服务员、洗碗工都没有人要。他们说，必须要有初中毕业证书。”没有工作，没有住处，身上的钱又所剩无几，走投无路的刘丽甚至卖掉了自己的长发，“剪刀一下去，我的眼泪吧嗒掉了下来。” 揣着卖发得来的30元，刘丽开始流浪，白天捡废品、拾垃圾，晚上则睡在普光寺门口。每天，好心的尼姑会给她一些吃的、盖的，庙里的香客有时也会施舍她一点钱财。 如此，刘丽度过了28天，最终找到了一份洗脚的工作。这份活儿虽然稳定，但在心理上，她并不能接受，更谈不上喜欢，“那时，洗脚大多是为了找乐子。一次，一个客户硬是要抱我，吓得我把水全泼在了他身上。” 不过，刘丽又亟需这份薪水—她的父母与弟妹需要生活费、学费。现实所迫，这个女孩留在了洗脚这个有些“灰色”的行业里，并极其努力地工作着。休息时，她翻阅中医书籍，将脚上的63个反射区背得滚瓜烂熟；她还对照书本，在自己的脚上画穴位“地图”，并反复练习按摩手法。 渐渐地，因为手艺好，刘丽的客人越来越多。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她格外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一觉醒来，双手毫无知觉，掐几下也没有痛感。” 比起双手长满茧子，更难熬的是，洗脚城常常是“是非之地”，“有时，客人喝了酒，脾气大，一有不顺就破口大骂，甚至掀桌子、砸东西。” 刘丽曾无数次面对类似的场面。她说，一定要笑，不管客人骂什么，骂得多难听，都要笑，哪怕笑不出来也要笑。 2006年，经济有些好转的刘丽开始资助贫困学生。当时，她的收入是每月2000元。对于捐助，刘丽告诉时代周报，一来，不希望更多孩子因贫辍学；二来，想报答那些在她最困难时施以援手的人。 至今，全国因为刘丽而受到直接或间接帮助的孩子共有300多人。其中，137人接受长期资助，而刘丽本人出钱帮助8人。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因为助学，在外打拼了17年的刘丽至今没有存款，“衣服上了200块就舍不得买”。她处过几个对象，但没有人愿意一同承担长期助学的负担，因为，那是个“无底洞”。 近年来，刘丽又与助学过程中结识的朋友一同发起了“丽行公益”项目。对于这个公益平台的未来，刘丽这样告诉时代周报：“我们先搭建好，以后交给慈善理事会打理。等有一天，基金会有钱了，我们就去大山里建一所学校，然后，我当一个荣誉校长。”因为50块钱辍学的刘丽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梦想：希望当一回老师。 有趣的是，受到习主席接见后，整个5月，刘丽不断收到厦门市各个机关单位的“讲课”邀请，主题是“中国梦”。恍惚间，她感觉自己似乎真的站上了讲台。 为农民工代言 2010年，当刘丽资助贫困学生的事迹被媒体一波又一波地报道出来，她逐渐成名，并被网友赞为“中国最美的洗脚妹”。 报纸上的刘丽，咧嘴笑时的侧脸很美，眼角尽是温柔。但现实生活中，她的眉宇间时常透着一抹厉色。 一位和她一起做公益的朋友说，“最美洗脚妹”有着几分真性情：她说话大声、行事直率，喜欢和朋友聊天、吹牛，也常收集一些段子，引得大家捧腹；她不常喝酒，但酒量很好，偶尔喝起来毫不扭捏。“这幅做派甚至招致挑剔者的非议，说她农村习气太重、缺乏教养。” 不过在这位朋友看来，刘丽的过去，极为艰辛，如果她只是一个腼腆、纤弱的女子，生活恐怕早已将她“吞没”。但在残酷的现实中，她却生活得越来越好，甚至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为所在的群体争取权益。 2012年1月，刘丽当选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她提交的第一份议案是关于农民工思想教育问题的建议。 刘丽认为，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思想上很难融入其中。既然如此，是否可以通过组建工会或职工之家实现思想上的关爱，让农民工在经济能力获得提升的同时，思想道德水平也能跟上文明的步伐呢？ 这是刘丽第一次参政议政。而这份议案她反反复复写了十几页纸，最后的文本也不是特别满意。尽管书面表达水平有待提高，但刘丽告诉时代周报，对于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她根本不用调研便了然于胸，因为，她自己就生活在其中。 2013年，刘丽又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安徽省的第一位农民工代表。出发去北京前，她准备了一份关于农民工基础生活保障问题的议案，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 而进京后，刘丽的一次发言让她迅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3月8日，在“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新闻发布会上，刘丽说道，目前，城市农民工群体中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临时夫妻”。她建议，通过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以及将城市空余住房返租等方法，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从而改变打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现状。 此后，“临时夫妻”的话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5月16日，据《印度时报》报道，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其中80%介于21-50岁，而选择再婚和“露水夫妻”的农民工数量有可能已经超过10万。 对此，刘丽告诉时代周报，上述具体数据难以估量。但她的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因为一方有了临时的另一半而夫妻不合，进而导致家庭暴力、感情破裂、双方父母不堪重击。甚至一些安全意识淡薄的女性因此怀孕，又碍于社会眼光，同时没有医保，只能去私人医院打胎。极个别者最终出现大出血、甚至丧命。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需求的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牵扯到太多的现实困境。不过，当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我希望社会舆论可以慢慢淡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刘丽觉得，尽管农民工群体中存在“露水夫妻”，但也有很多彼此忠贞的夫妇。她不愿意看到他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她的言论而出现危机。 不过，当刘丽屡屡为农民工发声，也有人提出各种质疑，比如，认为她的行为实际是为自己谋利。这就如同刘丽当初捐助贫困学生时，有人质疑她炒作、被人包养，等等。 “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者，谓我何求；你的忧与乐，狂欢与孤独，坚强与懦弱，别人懂还是不懂，真那么重要吗？”5月19日，刘丽在微信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