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力资本优势。项目管理专长、流利的英语、产品与整体设计能力、协同性、知识整合能力、已承接呼叫中心等业务形成的知识经验积累、高忠诚度、勤奋等，是印度IT业的根基。印度拥有无数有技能的工人。“呼叫中心”和标准化软件程序员等职位上的印度雇员讲英语，按美国时间上班，与我们的廉价产品相比，他们更难被取代，其锁定性更强。
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作为世贸组织的三大支柱之一，不再是界限分明或者自我封闭的领域，而成为一个与广泛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问题相关的重要政策机制。提高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以及发挥它的杠杆作用，需要更多的关注，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印度保护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受到较好的认可。
印度的障碍
经济总量与回旋余地。“印度制造”正逐渐走向成熟。凭借着呼叫中心和软件公司，印度引领着全球的外包后台(back-office)服务。然而，印度出口在全球贸易中仅占0.8%，而中国占到了6.4%。这反映出诸多基础设施和监管方面限制对印度竞争力的影响。基础设施仍然是阻碍“印度制造”在全球范围崛起的一个最大障碍。2003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为1500亿美元(占GDP的10.6%)，而印度为210亿美元(占GDP的3.5%)。除电信行业以外，该国大多数基础设施服务成本都比中国高出50%至100%，因此印度制造商要多支出一倍的电费和两倍的铁路运输费[④]。
制造能力尚不匹配互补、整合的要求。印度制造业增长势头缓慢，1995年至2004年间每年仅为7%，离每年增长约12%的目标相距甚远。这样就难以解决高失业率（7%）问题。2004年，服务业所占比重从41%飙升至52%，增长率约为10%；但工业所占比例却仍然维持在27%，而在工业领域内部，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停滞于17%。印度政府表示，必须提高制造业所占比例，使之更接近中国、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30%至35%的水平。有关专家指出，印度也缺乏中国那样的世界顶级制造工厂，在流程、库存管理、持续改善上都差距较大。
FDI过低。印度2004年吸引了不足6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十分之一（大多数在制造业领域）来自中国。显然，这与“印度无处不在”和建立世界制造中心的雄心都还不相适应，当然它与政府的决心及改革反向不无关系。
外包公司单一化选择本身存在风险。为避免太过集中于一个国家，JP摩根已在寻找其它有潜力的离岸外包地点，主要是东欧，也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对总部位于欧洲的企业来说，东欧的近临优势相当于拉丁美洲对美国的优势。这两个地区都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就近离岸”职位的强劲增长。
石油风险与利益集团博弈的不确定性。在利益集团政治根深蒂固的民主国家，其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印度依赖于原油经济，在对石油市场与资源缺乏控制力的情况下，其风险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的机遇与选择
中印两国都有庞大的人口，较低的劳动成本，巨大的市场，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互补的工业能力。但两国各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与智力资本特点。中印的相互借鉴、竞争博弈是今后一个阶段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国外有的媒体形象地称之为“龙象之争”。
据IDC报告《中国软件开发离岸外包2006~2010年市场预测与分析》表明，2005年中国软件离岸外包市场获得高达55.6%的高速增长，市场收入达到9.3亿美元。且这一市场仍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据IDC预测，2005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1.2%。
虽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中国IT相关企业问题还不少，其发展受到诸多限制。突出表现在：
对行业关键成功要素把握能力还较欠缺。国际业务经验较少，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业务范围较窄，层次也处于低端，知识产权意识尚嫌薄弱。对于如何实现知识转移、知识共享、无缝支持、团队协同，我们也存在差距。如，印度的Genpact公司，就首先意识到加强全球销售、营销和业务发展团队的重要性并不断强化。当还是通用电气的一部分时，它的业务拓展团队只有10个人不到，而今它在美国就有70人，欧洲4人，亚洲6人。一般地，从外部来看，印度拥有“令人羡慕的高素质人才、有才能的专业人士”以及美国以外最大的讲英语人口，而中国以其生产设施和低成本劳动力吸引了国外制造商。
集中度偏低。中国排名前十的IT服务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仅为20%，而印度的十大IT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高达45%。中国大约有8000家软件服务供应商，其中员工少于50人的占四分之三，只有5家拥有2000名以上的员工。印度的软件服务供应商不到3000家，至少有15家拥有2000名以上的员工，其中的塔塔谘询服务公司(TCS)、威普罗公司(Wipro)、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 都具有上万人的规模，都已经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在全球拥有客户，TATA、Infosys已先后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并瞄准了曾被中国软件企业占据的日、韩市场。相比之下中国软件外包公司在规模、服务类型、承接大型外包项目的能力上都存在较大差距。
非熟练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专长、能适应的人力资本稀缺。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毕业生，这可能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更先进的产业。报告表示，如果中国缺乏应用技能，英语水平低下，那么中国将更难以发展服务产业，比方像印度信息技术外包业。该报告认为，中国毕业生中只有不到10%拥有为外企工作的技能，而相比之下，印度的该比例则达到25%。许多中国学生所接受的那种教育，没有教给他们为全球企业工作所需的实用和团队协作技能。该研究报告称，在中国160万名年轻工程师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不仅如此，10年后，中国将需要7.5万名具备某种国际经验的经理人。中国目前仅有约5000名此类人才[⑤]。
工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据美世咨询(Mercer Human Resource Consulting)一项针对中印两国600多家企业的研究显示，正在亚洲开办低成本业务的跨国企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的工资成本高于印度：在华部分高级经理人和专业人士的报酬是印度经理人的2倍多；城市生活成本方面，中国比印度也要高出许多。
但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举例来说，我们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资源调配能力。过去25年，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6%，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8226;麦迪森(Angus Maddison)表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印度的两倍。我们在电信、电力、能源等多方面亦有印度不可匹敌的优势。我们在政府效率上几乎勿庸置疑，中国调动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中国在建造基础设施上的卓越表现就是例证。
另外，在环境建设上，我们加大了保护知识产权力度，法律逐步健全，规则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我们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明确了走创新型发展道路，致力构建和谐社会，这种发展导向会起到很好的牵引作用。同时，我们在熟悉、把握规则、惯例方面有了比较深厚的积累，这种积累会在发展导向的引导下，产生质的飞跃。
竞争不是唯一选择。中印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宣布，拟与印度TCS公司以及微软共同在中国建立超大型软件企业，此次合作，将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国际水准的大型软件外包企业”。据有关消息称，该企业作为中印双方共同组建的大型软件企业，未来五年内将提供2亿美元的产值，初期规模将达到5000-8000人。发改委为此次合作提出的条件中，特别强调合资公司起步阶段业务来源90%以上将来自国际市场。
中国不能亦步亦趋，必须超前感知、洞察行业、经济发展趋势与要求，不断提升整体智力资本水平，增强国人对经济与价值关键驱动要素、行业和区域发展关键成功要素的认识，分析、甄别我们的关键能力要素，透析我们的关键路径，更好地在自主创新、价值设计、经营管理和品牌塑造，乃至于不断增进国家优势上付出我们不懈的的努力。
（作者简介：张晓峰，商之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管理学博士。《关键》一书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①] 路透集团向印度外包增值调研业务，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霍泽姆8226;麦钱特(Khozem Merchant)孟买报道，2005年10月14日，译者/梁鸥、梁艳梅；
[②] 英国《金融时报》纽约分社社长戴维8226;怀顿(David Wighton)纽约报道：《从蓝变白：全球外包大趋势？》，2006年2月15日，译者/李裕；
[③] 同①；
[④] “印度制造”挑战“中国制造”？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乔8226;约翰逊(Jo Johnson)，2005年12月2日，译者/何黎；
[⑤] “中国高素质大学生短缺 有碍经济增长”，英国《金融时报》杰夫8226;代尔(Geoff Dyer)上海、霍泽姆8226;麦钱特(Khozem Merchant)孟买报道，2005年10月8日星期六，译者/李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