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以这样说：没有“四大发明”就没有工业化，但作为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引领工业化，甚至都没有参与到这个进程中，而是在西方实现工业化之后，被迫跟在后面实现工业化。
从现象上来说，就是中国出现“四大发明”之后，没有系统地发展下去，而是固步自封，完全脱开了世界社会进化的进程，如果不是国外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还不知会坐井观天到几时。
最近有一个介绍兵马佣的专题片，从这个介绍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以秦朝的武器装备和军队组织及战斗力，用以阻止八国联军，他们是不可能进入北京火烧园明园的。这就反映出，经过近二千年的发展，清朝的军事实力是大大退化了。这是为什么？回到“四大发明”，我们知道，以秦朝为分界线，秦以前已经拥有或已有萌芽，如指南针已经拥有，造纸术是蔡伦在秦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印刷术和火药也能在秦以前找到基础。因此，要回答：拥有“四大发明”为什么未引领工业化？只要弄明白为什么秦以后社会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自秦以后，在文学上，中国社会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在军事和科技上基本上是吃老祖宗的饭，即使偶有亮点，也大多归于失传。为什么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就一直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
我们回到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不难发现，在西方，只要有一项发现或发明，就马上扩散普及到全社会，而对发现者或发明者而言，绝大多数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或财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前赴后续的创新和发明，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而观察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无论是什么制度，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保护和促进这种技术扩散机制。另外，西方社会技术的发展，也从为贵族服务，越来越转向为普通大众服务，虽然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本身又拉动了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技术的快速扩散和为大众服务成为了驱动西方社会发展的基石。
而反观中国历史，自秦以后，社会出现了两大标志，一是皇帝的高度集权，二是形成一个几乎没有外患的国家。因此，自汉以后，维护皇权成了社会的中心任务，因此，促进生产率成了无关紧要的事，关键是要皇帝高兴，为此目的，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受到禁锢，只有为上层服务的文学得到了高度发展，也为人们的创造力找到了一个宣泄通道。当这个体系运行到腐朽不堪时，就出现四分五裂的动乱，甚至有时加上外族入侵，而一旦从动乱中出现一枝独秀后，由于皇权的巨大吸引力，因此，不论其最初动机是什么，只能是出现改朝换代，还是会回到皇帝的老路上，并且会越来越加强和无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宋朝就将火药引入了军事，明朝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大规模协作生产，但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就不难理解，虽然清代戴梓制作了火枪火炮，而且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终不能改变清代军事越来越弱的趋势。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外患的国度，对内统治主要靠的是思想专制，而不能是武力的强大。
在这样一个围绕皇权转的体制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民间出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因为，从大的环境，社会是不鼓励创新的，而由于服务对象有限，当然就出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现象，于是，虽然不断有亮点出现，但这些技术创新要么失传，要么退化。而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总是举起复古的大旗，在此背景下，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统治制度还是技术体系，就逐渐走向没落，在技术上，仅剩下因时间因素留下的不成系统的星星点点的亮点，而对其中具体的一个亮点而言，由于没有环境来发展成体系，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仅留下曾经有人成功过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以秦朝军队能抵御八国联军，而以清朝军队只能是一败涂地的原因所在。积弱之势非一日这功，而是因为没有驱动社会发展的机制，经过历史的长河，逐渐削弱，渐渐离开世界发展主流的结果。
从历史对比中，不难得出：技术、技能的快速扩散和服务于大众，这是社会能发展的两大基石。这对指导我国实现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不从制度上来保证和完善这两大基石，而只是从表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从本质上就很难脱离有亮点但不成体系的现象，即使出现暂时的表面繁荣，最终会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一切复归于零。
因此，对21世纪的中国，最迫切、最关键的是建立促进两大基石发展和稳定的制度，只有解决好了这两大问题，中国才能进入良性而稳定的发展之道，中华民族引领世界潮流之时就不会远。如何建立技术、技能快速扩散的良性机制？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技术创新真正指向服务于大众？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不但需要大智慧，而且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