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趣的是，通常所说的“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建构，而天真的看法则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的或心性的状态，在于他的修养、细心和超脱的科学精神。这种天真看法是作为怀疑看法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为怀疑的看法认为科学家是不可能客观的。不过在自然科学中缺乏客观性的情况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自然科学里，科学家的感情不会被激动，但是，由于社会科学涉及社会偏见、阶级偏见和个人利益，人欲蒙心，格物而难穷其理，故难以致知。所以在社会科学里，缺乏科学的客观性频频发生而又至关重大了。要求对人性加以“科学的”控制的进化论者，没有认识到这个要求如何是自杀性的。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而不是导致人权平等，这意味着进步的终结。 二、不可能写出有意义的历史书 波普尔说，有意义的历史应该是人类具体的历史，重要的历史功业是被人遗忘的无名平凡人的个人生活，这些生活才是人类历史经验的真正内容，是人类一切希望斗争和受苦的历史，才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情况，才是人类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真实写照。这样的历史是不可能写出的，因为那些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和独裁者监视下写作的。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书和记载就是一部政治权力史和当权者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记载从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乃至基督教的观点来看都没有意义。由此可见，以政治权力历史为素材总结写出来的马列著作，难怪是权力斗争的绝妙教课书。 波普尔认为写历史就是自觉地把特意选择的观点引进自己写的历史中去；这就是说，写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历史。与我们观点有关的而又可以获得的全部证据，都加以仔细而客观的考虑。这也意味着，对于与我们观点无关因而我们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实，我们就不必多费心思了。这种选择的方法起到了历史研究的作用，这些作用在一些方面类似于科学中的理论作用。 对立的历史理论不一定互不相容，而是互相补充的，好像从几个角度来看风景画而已。历史解释是为了满足当前实际需要，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也可有自己的兴趣和观点，每一时代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甚至需要来看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马克思可以把历史解释成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人们也可以把历史解释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发展史，也可以写成人类走向自由反对奴役的历史，甚至可写成人压迫人的倒退历史。
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必然规律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决不是孤立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自由竞争交流的结果。因为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又需要由人来代表，比方说，它们需要辩护律师，需要法官，需要公众。这种由人来代表的情况必定是建构的组织，如果我们希望它确实起作用的话，显然这些建构必须获得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归根结底，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交流讨论的政治建构，即有赖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三、历史没有规律，历史不能预测 波普尔证明，纯粹由于逻辑的原因，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波普尔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也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当然，波普尔的论证并不反驳对社会进行预测的可能性；相反，预测某些发展将在某些条件下发生，通过预测可以用来检验社会理论——例如经济理论，这是同他的论证完全相容的。他的论证只是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受到我们知识的增长影响这一点，来反驳对历史发展进行预测的可能性。 这个论证的决定性步骤是论题（2）。波普尔以为下列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正如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在牛顿时期是无法预先知晓的。 波普尔认为这个推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它还不是这个论题的逻辑证明。波普尔在上述论文中提供的（2）的证明是复杂的：如果能找到较为简单的证明，他也不会惊异。波普尔的证明在于指出了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只有在事后，这样做的尝试才能获得结果，但对于预测来说，就为时太晚了。 这个纯逻辑的论点适用于形形色色的科学预测者，包括相应的“社会”预测者。这意味着任何社会不可能科学地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知识水平。波普尔说，企图通过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注定要走的道路”、发现“历史发展的线索”、或“人类历史的意义”、发现“人类社会命运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面临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充分的而复杂的相互作用。觉察到一些可能产生某一未来事件的倾向，进而觉察到预测本身可能影响被预测事件，这很可能对预测的内容有反作用；并且这些反作用也许严重损害预测的客观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结果的客观性”[2]。马克思认为社会物质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思想已经淡出人们的认识[8]，现在人们认识到只有人类的知识增长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6]、[7]，而我们却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知识在未来是如何增长，特别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完整表述。为了预言人们还要从头开始简化理论就会漏掉更多的事实，从而使预言只具有部分的可能性。况且世事变幻无常，“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杜甫《可叹》）。人类社会大系统存在众多的临界点和分叉点等等不稳定点，在这些点上社会发展受到即使微小的扰动也有可能导致完全不相同的状态，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被人忽略的微小因素。因此，社会长期的预测是没有意义的，断定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预言因而也是没有意义的。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可能的，他说，历史决定论会导致非道德主义，如果按照辩证法，政治史必然会产生“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规律又不能违背，那么不管我们干什么，其产生的结果都是一样，这样，最终的结果就不决定于我们的道德决断，我们就无需为我们所要承担的责任而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