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从浑沌论看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科学》一文中，我们论述了社会大系统是浑沌系统，局部运行有规律而整体发展没有规律，建不起数学模型，也没有确定的解，未来的走向漆黑不可觉，浑然不可知。从浑沌系统理论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断定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是有规律的，自谓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断定将来世界有一个终极不变的美好的理想乌托邦--共产主义。并且宣布无产阶级埋葬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宿命等等这些预言的基础存在问题。[1] 波普尔从科学哲学角度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也得到相同的结论。波普尔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哲学家，而且还是个卓越的社会学家。在他年轻时代，最初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他又果断抛弃了它。波普尔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同他的社会历史观联系在一起，应用他的认识论观点来阐明社会历史问题。他的社会观点，可以说是他的认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应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主要从四大块进行阐述：I.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II.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III.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IV.对泛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其基本结论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2]他的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基本大纲撰成于1935年前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基本观点有： 一、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历史鲜有科学性质的理论体系 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力图证明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具有的意义，同时波普尔也已分析出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其叙述深奥晦涩，而且是如此咄咄逼人，极容易骗人，但是它却有着固有的、无法弥补的致命伤。 1、历史理论学说不同于自然科学 波普尔认为：任何技术的最典型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指出什么是不能实现的。所有的自然规律皆可以表述为断定某事不可能发生；亦即是说，可以用谚语的方式表述为一句话“你不能用竹篮子打水”。然而，社会科学领域并非仅此而已。虽说社会科学规律或假说是存在的，它们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是相似的，然而这些社会学规律或假说的存在（这里的社会学规律或假说还不同于所谓“历史规律”）并没有假定已有证据的力量支持而常常受到怀疑。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中所列举的表述，是有很大改进余地的假说。它们不过是渐进技术要讨论和充实的那种类型的陈述的例子罢了，特别是这些假说还不能表述为断定某事不可能发生的陈述，这是与自然科学最迥然不同的地方。 波普尔认为历史理论本质上不同于科学理论。因为我们掌握的事实往往非常有限，所谓的历史资料只是记载那些认为具有相当意义而值得记录的事实，它只是包括那些符合某种预先设想的理论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不像自然事实那样可以随意重演或补充。历史没有假如，人生没有后悔药。从不完全归纳法的局限性知道，仅靠历史书记载的事实总结出来的历史理论，就缺乏可检验性和证实性，因此历史理论很难具有科学性质。[3]
2、整体主义的缺陷和非科学性 仅从技术角度而论，历史决定论的方法不是渐进的，而是“整体主义的”。马克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可能（象斯宾塞那样）是一个历史决定论道德学说的信徒。所以，他的乌托邦蓝图是属于发展的或“动态的”蓝图，而不是一个被束缚限定住的社会，也不是断代的或某一局部域上的社会。他预言并积极促进以达到理想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在这个理想乌托邦中，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压制或压迫：国家已经消亡，每个人按其能力而自由地合作，每个人的一切要求都得到满足。历史决定论关心发展，却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乌托邦工程也是整体主义的。二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这个不作边际意义上的“整体”绝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二者都不满足于“‘渐进修补”和“摸索前进”。他们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历史决定论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都对改变社会环境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有时被描述为“社会崩溃”的经验）有极深的印象，有时甚至为此而深感不安。于是，他们都试图使这种变化合理化，其一是对社会发展做出预言，另一是力言这种变革必须加以严格而全面的控制驾驭，甚至应把它完全阻止住。控制必须是全面的，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有任何一个部分没有加以全面的控制，那就有可能隐藏着酿成意外变化的危险力量，而历史决定论是嘲笑也决不允许超出规律的任何变异的发生。 有许多理由说明控制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关系是不可能的，只有万能的神才有这样的精力和能力。更因为只要对社会关系进行新的控制，我们就创造了一大堆需要加以控制的新的社会关系，例如，要控制管理干部队伍就必须建立组织部，为考察干部的廉洁奉公又建立监察机关；为控制管理组织部和监察机关又需要建立新的组织部和监察机关，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无极生有极，有极生二仪，二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八卦生万物。简言之，这种不可能性是可通过逻辑推导出的不可能性。 毫无疑问，乌托邦计划正是想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绝非偶然的是，提倡乌托邦“计划”的作者都告诉我们，计划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正沿着一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计划。 波普尔总结说，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不管是关于“社会”还是关于“自然界”）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在全部的意义上，不加规定和限制的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成为其它活动例如控制或改造的对象，这种情况似乎是整体主义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系统论中的整体是仅指相对于部分而言的整体，而非是不可触及认识到全部的整体。整体主义的方法必然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对于整个具体社会状况的科学描述从来没有举出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也确实是举不出来的，因为对所举出的任何例子，我们都很容易指出它所忽略的方面，挂一漏万总是存在，而那些方面在某种场合可能又是重要的。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民主社会主义鼻祖伯恩斯坦就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时“当然不可能预见全部发展”[11]（P27）。而从人力的有限精力局限性上看，被忽略的方面又总是事情的绝大多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网渺渺，疏而且漏。比马克思早500多年的方孝儒在《深虑论》中感叹说，“祸常发于所忽之中，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出于智力之所不及也，天道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事之变，非智力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可见我们中国老祖宗比起马克思来说明智多了。 3、历史决定论对科学方法的拒绝 波普尔总结历史决定论对科学方法的反对的根据是，历史决定论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而声称物理学特有的某些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历史决定论断言，由于社会规律具有历史相对性，因而大多数的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例如，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在自然科学中，概括方法及其成功的可能性在于普遍存在着一律类似的自然现象（uniformityofnature），在于观察到（也许不如说在于认定）在类似的条件下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历史决定论坚持认为，这个原理在社会学中必然是无用的。类似的条件只发生在单个历史时期内。它们决不会在时过境迁时还继续发生。 对物理学中普遍运用的实验方法；即它采用人工控制、人工隔离，以此来保证再现类似的条件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效应。历史决定论者声称，这种方法对社会学是不适用的。大规模的社会学实验决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它们不是为了促进知识本身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种实验不是在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实验室中进行的；相反，这种实验改变了社会的条件。由于进行第一次实验就改变了条件，这种实验决不会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历史决定论者说，在物理学中，事件都是借助数学公式在数量上进行严格而精确的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学则较多地从性质上（例如采用冲突的倾向和目的等术语）去认识历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