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接续上集）
现在谈谈打工的暴利。
这里的打工是通常意义的打工，还不是特指那些白领、金领和打工皇帝贵族以及出卖特殊劳务的人如艺人、艺术家等，当然也包含其中。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已经论证，对经济学来说利润率概念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反对暴利似乎一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利润率就和暴利问题扯在一起了。
商品交易是对等的，交换者每一方都是卖方同时是买方，都是双重身份。在劳资关系当中，打工的人既是劳务的卖者，又是货币的买者；而资方既是劳务的买者又是货币的卖者。把交换双方按照交换当中的两种商品之一区分为卖方和买方，是经济学所犯的最幼稚最愚蠢的错误。
如果居民的年总收入是1，而期间的恩戈尔指数是0.4，则最大储蓄是0.6，也就是说，以储蓄率来看，居民要想过上安居乐业的富裕生活，劳务收入的利润率最起码要达到6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利润率是“毛”的）。
60％的利润率算不算“暴利”？现在的商业利润如果十年是60％的话，按照复利计算方法倒推，年利润率也要达到～4.8％，附加上商业贷款利率，应该在10％水平；再附加上5％的通货膨胀率，至少要达到15％了。实际情况是很多产品行业的利润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之前有人揭露房地产一个楼盘的利润率高达35％～50％，但是一个楼盘的经营期至少也是2～3年，算下来年利润率也不过是百分之十几，和“合理的”居民储蓄率差不多。
暴利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但是，反对暴利的人都只是反对厂商的暴利，而不是反对平等交换当中任何一方可能存在的暴利，似乎没有人反对居民的“暴利”高收入，反而都在为民请愿要提高居民收入。这就不是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而是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的思维方式了。
居民收入（工资）是商品成本的一个部分，尤其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比重很大。提高居民收入而反对暴利下的高价格，就意味着迫使厂商增加雇佣劳动的的成本，使得厂商两头受压，等于是限制交换者单方面的利润水平，这显然从公平角度产生了冲突。
当然，在反对暴利的压力下，厂商也迫不得已做出“妥协”降低价格，但是，厂商降价的方法恰恰是减少成本当中的工资含量，如采用不会要求增加工资的高效机器替代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即所谓的机器排挤工人现象。也就是说，高收入的诉求的结果是带来适得其反的低收入的结果，除非厂商放弃对利润的追逐而甘愿倒闭。
因此，利润率多高合理，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是永远扯不清楚的。交换，只能讲究“自愿”，交换因双方自愿而平等而公平（《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