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认为，在事实层面，李昌金先生并未说错—如果“新中国”指的是城镇化后的中国，“自愿拆迁”指的是没有动武的拆迁。做了八年记者后，我接触过不下百起强拆。几乎所有拆迁，尤其是涉农拆迁，都必须以暴力为后盾。在没有出现钉子户，即李先生所谓的“自愿拆迁”中，暴力虽然没有出笼，也必须让潜在的反抗者看到它的獠牙。否则，“你要价、我还钱”将难有休止。所谓“和谐拆迁”、“依法强拆”，在逻辑上大致跟“科学算命”一个段位。不信，你看哪个地方的拆迁敢承诺放弃使用暴力？见诸媒体和网络的强拆事件，只是暴力参与拆迁的极端表现。更多的是，人们从一开始便放弃了抵抗。
强拆遍地，原因并非地方政府和官员道德败坏，更是他们可以从拆迁中分一杯羹，搞强拆血拆一般也不会被追责，性价比极高。在大多数情况下，钉子户想说“不”，事实上没有法律救济渠道，只能付诸私力。可是，在反抗强拆与对抗政府画上等号之后，后果如何，中国人都知道。在此大背景下，纠缠于政府官员应有的“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有无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中央部委最近又出台了什么文件……作为上访户的维权策略无可厚非，但引入公共讨论，则难免缘木求鱼。对“宜黄慧昌”的大多数批评，都可归入此类。它们最多称得上正确，但很难说多准确。“宜黄慧昌”对部分“公知和愤青”思维分裂的批评，我也是认可的。这些人一边支持城镇化，呼吁大发展，一边发帖辱骂强拆官员。 对地方政府进行道德谴责，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构成不了一个合格的议题。“宜黄慧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强拆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你可以不认同，但你无法否认，这在官员中非常普遍。 钉子户举报官员强拆求财太野蛮，官员指责钉子户漫天要价太无耻，双方说来扯去，本来是一场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却扭曲成为一场品德对决的真人秀，将裁决权诉诸“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政府雇来的铲车。到头来，还不是“群众”吃亏？“宜黄慧昌”们对钉子户（当然他们称之为“极少数”）的描述，并未超出这个技法。可户主是否漫天要价、私德如何，与其是否应该被强拆，本来就没一毛钱的关系。假设有户人家世代良善，拆迁来了根本不提价格，就是喜欢待在老房子里不走（像微博上那个美国老太太梅斯菲尔德），政府要强拆这户，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这一法条中的“公共利益”，可以视作上文中，“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法律化表述。反过来，“公共利益”也是法律定义的一种道德化表述—对抗这四个字，首先不是对他者权利的侵犯，而是对“公共”（集体）的一种背叛。“公共利益”很快成为各地政府强拆时的一个大口袋，一把万能钥匙。什么是“公共利益”？我曾向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请教过。王教授的回答是，判定“公共利益”，一可以用穷举法，二可以用排除法。无论哪种方法，都得要有人执行。谁执行呢？王锡锌教授的建议是，可以激活人大等代议机构的功能。可是，如果人大等代议机构的功能足够激活，“公共利益”这种口袋词汇，很可能就不会被写入法律。因此，这个问题走到最后，又回到了最初。我不知道，在李昌金先生所在的宜黄，代议机构激活得如何，对“公共利益”使用的是穷举法还是排除法？ 读了“宜黄慧昌”不少文章后，自然会发现他的论证存在很多逻辑问题，比如不能区分事实与价值判断，将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城镇化要不要搞等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等等，这些在公共辩论中是不应该的。还有，我替他归纳了一个他不便明说的观点，那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可以违反法律法规，可以不依法行政。如果李先生足够诚实，就该大方承认此说。在地方官员中，这绝非异端邪说。我当然不认为所有法律法规都科学合理，没必要进行一丝修改。我忧虑的是，当政府官员都认为法律法规没必要遵守之时，你让我如何相信他们口中的发展伟业和城镇化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