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中国制造的全球隆兴，来自民间的社团组织——行业商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复出。考察行业商会的历史命运，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下是近代以来，行业商会最为活跃与发达的时期。尽管，中国行业商会迄今为止，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势力不及西方，但清晰可辨的是，现代经济环境下，行业商会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职能与空间，且已在诸多领域崭露出了不可替代的商业力量。
历史中行业商会兴衰的缘由
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的行业商会，始立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而行业商会的雏形：“商帮、行会、公所、公会”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行业商会确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其主要体现在限制招收和使用帮工的数目，限制作坊开设地点和数目，划一产品的规格、价格和原料的分配，规定统一的工资水平等。目的在于防止业内的竞争，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启到某种规范作用。以外，中国传统行业商会大都十分重视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相顾相恤, 互帮互助,尤其是在外地经营的商人们,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通过建立会馆、公所来承担起此项职责。正是因为行业商会在初始时，满足了工商业者的发展需求，代表了更趋先进的商业文化，便得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顺势崛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始拥有更多特权，作为传统经济组织的行会也面临过去所没有的新处境，在许多方面或被动或主动地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加深，行业商会在内、外竞争交加的困境下，开始出现分化趋势。
以旧式制度为代表的行业商会，在以往限制同业开店扩张、招收学徒，统一产品规格和价格等行规的实施过程中，屡遭同业们反对，难以为继，这些固守陈规陋俗的行会因此而衰落。另一部分行会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时代进行变革，创新服务职能与理念，并在组织制度、功能结构等许多方面都加以调整。例如：在组织制度上，不少行业商会开始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化。许多行会对待新生的同业者，只需其承认会规，缴纳会费便准其入会，有的甚至还采取自愿入会的办法，体现了近代社团的自愿原则。同时，开始注重协助成员联络同业，开通商智；以团体力量抵御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与外国资本竞争；调解同业纠纷，改善同业关系，提高相互间的凝聚力等。
值得赞许的是，近代商会协助成员提高生产和经营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其目的主要是与外国资本在激烈竞争的艰难情况下，谋求共生和发展。也正因为新式商会不断用新理念、新制度来鼎新组织，才得以在一波三折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当代经济精英阶层意识的觉醒
长久以来，包括经济精英在内的商人阶层，在国人心目中，所处的社会定位是“士、农、工、商”的最末。甚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仍是一个身份制社会，按出身（血统）选择精英是中国社会的准则。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精英选择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
当选择精英的定义赋予了新内涵，经济阶层里的精英们，顺理成章地被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地位。在得到时代、国家、人民对其地位肯定的光环后，如何进一步扩大经济精英群体数量，且有效的响应“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国策，是经济精英们自身利益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共同需要。行业商会这种既源于民间，又具有浓厚的阶层属性，且不乏民主和影响力的组织，终被历史所选择并得以重新复兴。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主管的行业权威媒体〈〈现代物流报〉〉统计，2007年仅中国本土钢材贸易行业商会已达42家之多。在全国钢材物资集散地上海，自2004年第一家钢材贸易行业商会“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钢材贸易商会” 成立以来，相继新产生了不同地域组织的钢材贸易商会达五家之多。而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钢材贸易商会，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就已吸纳了170余家会员加入。而就在十年前，在整个中国的钢铁供应链中，与钢有关的行业组织却仅有2家，其成员单位也只有两位数。这些数据至少可以显示出，在钢材贸易行业，先知先觉的企业家在自身经营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适合企业利益需求的阶层组织，并主动的参与其中，自发贡献个体能力、分享群体力量。
经济精英阶层意识的觉醒，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必然体现，更是推动行业商会蓬勃发展的主要缘由。而行业商会不断完善自身机制，理性引导组织内成员诉求，在经济建设中，既保护本组织及本阶层的利益，又确保本组织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是已经发展和即将成立的行业商会，需共同担起的责任。
寻求第三个席位的影响力
“一个企业家是没办法与当地政府谈判的，而一个商会组织却能让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上海杨浦钢贸商会会长周华瑞还说到，“商会主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商会与政府的有效沟通；二是在替会员企业维权”。
各地商人们热衷于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商帮概念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依托商会组织来表达或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在现实中，商会组织也确实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涌现出一些号称“民间社团”的行业协会，它们或者依附于政府，缺乏自主性而沦为“二政府”，或者组织很不健全、缺乏凝聚力而徒有空壳。而行业商会是具有乡缘情谊的企业家群体自发组织的，更容易从企业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反映商人们的利益诉求。
“相比于行业协会，这种商帮性质的区域性行业商会，更注重阶层综合利益的表达，在话语权上更有力。”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剩勇教授说。更有学者表示，经济精英自发的以行业商会的组织形式，维护自身利益与发表阶层诉求，是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理性表达渠道，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又一硕果，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可喜成绩。
我们欣喜的发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即，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引领改革开放依然是执政党坚定不移的国策。而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分开，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环节，更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当代经济精英阶层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中介组织迅猛发展的世纪浪潮，可预见的是，行业商会在构建更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中，或将体现出第三个席位的影响力，并将在得以复兴后，长期担负和发挥起不可替代的商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