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有这样做了，中国的物权才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只有这样做了，中华文明的基业才算尘埃落定了。
人类的文明总是在能够出产食物、适合耕牧的土地上生存，在这里人们对这些土地的改造频仍。而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土地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的定居，人们对这些地方的地貌的改造幅度则要小得多。所以利用自有资源发展的模式并不完全是集中于肥沃、可耕作的土地上，它还涉及内部的殖民。在各文明地区的历史上，这种由于人口增加而发生的对内拓殖基本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中华文明在南北朝时代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拓殖以及明清向西南地区的拓殖。中世纪的西欧还只是一个蛮荒地带，该文明的形成就是一个不断从小定居点向四周拓殖的文明。近代北美地区则是一个翻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从东向西拓殖的地区。这些拓殖的地方本来是水土等自然条件都很优越的区域，因此最终在基本的资源利用的政治经济体系或文化模式上被旧有的文明同化，而在边远地区或者地理险要、气候恶劣的地区还保留了与该地自然条件相适应的资源利用模式。内部拓殖的很多地方并不完全是无人地带，因此对内拓殖往往伴随了战争和屠杀。最终形成的文明体系是一个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密度高为主并保留资源利用密度低的复合文明体系。所以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单调和脆弱的体系。它所能生存的地方非常有限，仍然局限于适合出产粮食、饲料、纤维和燃料等土地产品的地方，而且往往是以食物生产为主、其他产物为辅的地区。二战以后，人类开始向地球以外的太空寻找“新边疆”，大概是对于这种局限性的一种恐惧表现吧。另外，二战后人类开始朝降低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依赖度的方向发展，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兴起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所谓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利用跨国公司将大量利用自然资源和矿物质作原料和燃料的初级工业化生产放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而集中发展无烟工业，自己国内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所以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自然环境优美、农业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的产业规模比较小的国家。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开始越来越回归其自然、生态的属性。它们不再是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主要对象，而是作为战略资源被储备起来。
中国的情况是至少60%的人口仍然以直接利用土地等自然资源来满足温饱与发展问题。70%的产业仍然与直接利用自然资源和矿物质的初级工业化相关。土地等自然资源看似被利用的经济政治属性高，无法回复到自然、生态属性上。但考察农业的具体情形，可发现农业生产者已经逐渐降低了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对它们的倚赖性也大大降低了。这些变化与欧美等国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趋势是同步的。
乡土中国是通过内部机制的调整而获得的。她显示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传统与现代的成就。例如农业与乡土资源利用方式的完善、逐步容纳个性的社群文化的位育、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和多样性生态背景的养成等等。乡土中国的丰富内容都是有历史意蕴的现实的形成。
2000年代的乡土中国并不是西元纪年标注的两个千年后的某一时间点，她是本土的天干与地支支撑的两千年前后、一个持续的时间流中奔腾不息的伟大文明。
可能的切入点与当务之急：乡土中国与文化戮力
在乡土中国复归后，来考虑实际生活中的危机底气就相当足了。
首先，我们要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还没有被资本和权力侵蚀太多的山河。
其次，我们要近观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并积极参与竞争为自己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中谋得生机保护自己不过分受这个规则的左右，从而有一个相对宽舒的调整空间。
最后，在国内的资源利用的法律、法规的创建上以乡土中国的基业为社会契约管理的基准，以广大的乡土上所发育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约束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源的攫取和滥用并以此抵制资本与权力对这些资源的侵蚀。
对于三农问题，应该积极为乡村社会创造自我管理资源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具体而言，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农民合作的解体，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例如，在华中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农民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农民增支压力的还有一个外部原因即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过快地市场化了。
因此，我们除了在公共设施建设上构筑乡民自我发展的基础外，还应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为他们谋社会与文化的福利。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生活意义的丧失；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长，而苦于人际联系解体；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预期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提高太慢，而苦于整体福利丧失太快；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大，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快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角度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而正是九亿农民“低消费，高福利”生活的实践，可以使九亿农民真正创造出一种十分地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运动出来，这种运动因为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适应，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因为强调人的包括经济但远非经济的各种体验，因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强调“天一合一”和“以人为本”的东方智慧，而可能使运动本身的目标，成为建构文化自觉下的乡土中国的有机成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农村本身的生活质量，相当部分来自于市场经济以外。在农村中，因为能够与土地接触，人们可以从自然中获取生活的情趣。在村庄社会，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世世代代还可能生活下去，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关怀，就使人们可能在人际交往方面获取收益，就使人们为了相互承认而奋斗，并在这种奋斗中获得价值。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无法生活，在农村却可能比较富裕。生活在村庄中，消费的物质资源较少，而生活质量较高，这不仅是农村需要购买的商品较少，而且因为农村熟人社会的生活，使人们可以从经济以外获取福利。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回到二十世纪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的发展道路的摸索上去，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各种努力。例如梁先生乡村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构造乡村组织，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如果有一个团体组织的出现，那就是一个中西具体事实的融合，可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这一个团体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而以人生向上为前进的目标。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而这个新组织的构造则要从乡村入手，梁先生认为，乡村人很有一种乡土观念，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所以正好籍乡村人对于街坊邻里亲切的风气来进行我们的组织，他所构造的乡村组织就“乡学村学”，他特别强调，乡学村学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应符合中国的旧伦理精神，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时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2]
*本讨论稿最早由贺雪峰起草,舒建军大幅度修改，黄平再改，文化论坛的其他理事的多次讨论也对作者有极大的启发。
[1]同时西方人似乎是听取了这个忠告，在二战后还真的反思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试图重建新的社会结构。西方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说。
[2] 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207——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