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西方十九世纪社会发展模式的那点食性怎样的本末倒置。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滑坡、农民权益和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三农危机不是一个局部的危机。较长期只注重西化而忽略中国社会本土特性是造成大多数与国民经济总值增长不协调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初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只注重了现代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这个单一方面，而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乡土中国的知识积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人口约束的情况下，极力利用外资并不顾资源环境约束而发展低端工业。中国用自己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国际流动资本实现增殖的平台。在为跨国资本做配套生产的“干中学”（有人用了“血拼”来形容）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加入了这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虽然中国的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却成为连绵的公害，对中、西部的“拉动效应”（或“涓滴效应”）也未见端倪。至于“血汗工厂”更是持续近二十多年未有明显的改善。离开土地的年轻一代劳动者在人身权利和劳动权利等方面所遭受的压迫与他们为国家的资源-人口约束松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长期“北上南下”的民工潮在规模上并没有有效降低。这种国民经济发展失衡的状况同中国的三农问题结合在一起已经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完全寄希望于自由化、私有化与现代化的经济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国目前诸多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难题，还将严重侵蚀长期积累下来的乡土中国的基业。如果说还有机会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还有机会谈中国的自主发展，甚至中华民族的复兴，谈这块历史悠久、为追求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土地该如何扬长避短，那么最根本的底气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轮廓分明、大局尚在的家底。
今天我们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在这个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来畸形经济发展观所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文化失所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不至于偏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中国13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还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按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数量计算，当今中国至少有9亿农村人口，占13亿人的绝大多数。9亿农村人口又是现金收入很少，将来增收空间有限的大多数，而正是这个大多数，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复制欧美式高消费生活方式。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消费主义对中国自主发展道路产生了过度的冲击。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敛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但中国庞大过剩劳动力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为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不只是农民，而且相当多赚取工资的被雇佣劳动力被市场化了的社会所边缘化，而且导致他们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体系在解体，而且也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之间的基本价值观的维系能力在降低。各种奢侈品和绝对拥有各种消费品的感觉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冲击着无力消费它们的社会群体。而那些能够帮助人们过上基本生活品充足文化生活丰富的利用自有资源发展的地方性知识在消费主义面前却是“错误的”，人生价值也是“愚昧的”，人生目标则显得无趣与可笑。但是，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人们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结果，人心失去了，宁静的生活也变得离人们越来越远。人们离开乡土追求消费广告上的所谓现代生活方式，但是等到他们在“南上北下”的民工潮中奔波了二十多年后，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幻莫过的烟云而已。
这种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由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产业结构的轻型化”和跨国资本对这些产业的上游也就是技术的绝对控制而播传甚广。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完成了资源与劳动力利用当地化的进程，达到了将初级工业化阶段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急剧冲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目的。因此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并维持白领占大头的纺锤型社会结构。这种全球自由贸易的格局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并由于冷战结束而得到加强。
不过，揆之全球政治经济不平衡格局的历史和乡土中国的历程，大抵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乡土中国失所的程度与未来中国发展的机会。危机是危险的时刻，但它也暗示了可能的机会。
人类在各文明地区依靠自有资源发展的历史可追溯久远，也形成了一个个以资源为中介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演变过程与人口、政治经济权力的更替密切相关。从最初利用强度不大的平均分配的发展模式到凭武力分配的社会再到用社会契约或者法律文书来制约的社会，加于资源之上的权力只剩下了经济利用的美妙面纱。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只靠自有资源发展的神话被不断改头换面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打碎。
那些强调内部发展的理论认为生产力的突破是各文明兴衰嬗蜕的主要动因。因此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作物生产技术各环节的不断提升、农田生产组织方式的提高以及资本（牲畜）与劳动者组合方式的优化成为主要讨论的对象。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因为生产的变迁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耕地之上的人类理性的活动（改良工具、植物育种、生产组织、资本与劳动力优化组合基本上是十九世纪对农业生产的系统认识），人类对土地及其他资源的综合利用从来就是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对社会与自然的影响利弊参差。除了可以提炼出人类不断地超越资源利用效率改进、社会关系改善的延续模式外，各文明地区所发生的文明断裂则提醒我们人类对土地及其他资源利用的政治经济体系本身就有无法克服的问题。掩埋在泥沙下的废墟充分显示资源利用的失败，可能是上层建筑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生产破坏了资源自身的循环系统。
文明从某个地区兴起，又在该地区消失。废墟浓缩了文明的生死、简化了文明的历程。地中海沿岸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其土地及其他资源本身就不充裕，它们要靠从外面输入相当的粮食才能支撑其文明，因此要极力维持对外贸易通道畅通的武装力量。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或者由于自身供给不足，或者因为贸易物品在其他文明地区找不到交换物，因此对外掠夺其他文明地区的资源的战争最终登场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各文明、欧亚大陆草原上的各文明的对外扩张也是如此。对内的拓殖可能因为生产本身的原因会失败，那么就极力维持对外的贸易、希望通过其他文明地区的资源来支撑文明的生长，在贸易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对外掠夺资源的征途。对外贸易与战争这种古代延续至今的自有资源利用的世界体系就这样形成了。西欧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对新大陆的殖民则是承前启后。十九世纪西方国家不顾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将一切自然资源和人转化成资本和劳动力并加剧二者的紧张，这种发展模式不过几十年就造成了资源耗绝，只有发动世界大战才能解决它们的发展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不得不回到本土依靠自有资源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潮流下，西方国家只能寄希望于他们所主导的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体系依靠自己的先发工业化优势继续抢夺落后国家的资源并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污染的水土与环境留在这些国家与地区。
中国的自我发展模式同样经历了按照单纯农耕需要分配资源、武力争夺与社会契约安排的一个大致相同的轨迹。但中国的自我发展模式却与十九西方国家分道扬镳，走上了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宁愿苦自己也不害别人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在集历史、传说与记忆一身的井田上有足够的体现：方田上的私人耕作是效率的要求，但是乡土资源还有其他功能，或者是自然、生态的，或者为公平之见，或者就是社稷的象征，或者是对边远地区独特的文明的敬畏等等，但所有这些当时已有的和还不能预见的乡土的属性就这样通过井田中心唯一的一块公田来传递了。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土只面临一个最为原本的问题，即乡土资源负载的人口逐步合理减少使乡土资源获得空前的松解，恢复它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乃至自然与生态上的基本价值。人口的合理减少是指他的权利得到清偿后流动到不直接利用资源的领域谋生存与发展并且不至于造成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冲突。
1978年至今乡土资源利用已经形成了许多习惯。这些习惯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居住在乡土上并依靠乡土资源谋生的劳动者是这些资源的真正主人。只有把乡土真正交到耕作者手里才能保证乡土的历史传承。二十多年的个体耕作实践由于在法律上只是含混地规定了集体所有，而没有明确谁是集体。因此在外部力量或者是权力或者是资本进入的时候，社区的乡土资源很容易被掠夺和侵吞。如果政府不考虑乡土资源已经形成的习惯并且不让这些习惯进入持续的城市化，那么政府将承担的政治风险会越来越大。因为近代以来附着乡土上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是被革命最后一击打掉的。政府就是要监督乡土资源使用中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特权的滋生，保证乡土的基本价值的实现。城市化是乡土资源使用的转化，其主导权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政府，而是乡土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城市化的乡土资源的交易只能发生在社区成员与非乡土资源利用者之间。政府依据法律监督正常的交易行为。中国政府在乡土资源上的胆怯及由此造成的放任同政府直接控制乡土并作为乡土资源的最后代理人极具讽刺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道奇特的风景。在农村，政府的国土管理部门无视乡土社会形成的习惯，在乡土资源转化为非乡土使用的过程中与各地方势力或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甚至越俎代庖大量掠夺和侵吞本来已经降低利用程度并且恢复自然生态属性的乡土资源。
宅基地和房屋是乡村社区最具有十九世纪物权概念的财产，千百年来它就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在社区内，宅基地是和风水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其选址和占有不仅受到乡土信仰的约束，也受到社区传统的约束。几十年里，各家各户在社区里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国家的法律应承认这种既有事实并尊重业已形成的习惯，政府部门应该是乡土资源使用历史与现实的记录者，它们应该提供这些记录给立法部门作为乡土资源使用立法的依据。
一小部分城市与乡村起来的资本与权力的物不仅与利用程度相对较高的乡土资源的存在不成比例，同利用程度较低的乡土资源相比更是无比的渺小。在辽阔的中华文明的版图上，到底是以资本与权力攫取的有限的物为标准来建设物权还是以更广阔空间存在的人类活动的物为标准建立物权？先把那些我们还没有利用的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资源利用方式下的乡土资源用物权保护起来，把那些人们辛勤耕作、早晚侍弄并大量供给我们日常所需动植物食品的乡土资源用物权保护起来，最后再来讨论聚集在城市上空的资本与权力攫取的物的保护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