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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对作者的文章大为惊叹！如此的好文章，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成熟的思考是无法写就的。惊叹作者的好学及其文笔。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了不少观点，可谓针砭时弊，入木三分。作者的有些观点本人极为赞成，但对于文中的有些问题本人的思考和想法与作者有些许不同之处。赞成的观点自不必说，本人意就某些问题与作者商榷！有争论才有进步，有不同意见才能使真理越辨越明！ 现在的中国社会越发浮躁，越发令人不安。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的精英阶层和富裕人士，但同时也出现了数量更为众多的中下阶层，这种趋势正在朝着两级分化甚至是多级分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现今中国社会令人担心的现实！由于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体制的特殊性，因而在改革中受损的这部分人很难有表达利益追求和对社会的思考看法的渠道，这就使对社会的不满积聚下来。可以说，经济学家确实成为了“替罪羊”。 但是作者在为经济学家辩护时认为政策的制定过程是政府官员的行为，不能怪罪经济学家。这种辩护似乎有点过头，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行为，而是一个政治团体包括其智囊团的行动。经济学家是最重要的智囊，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无法要求其能对所有的问题做出精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这时经济学家的作用甚至会大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必须负起这个社会责任，对于政策失败，经济学家也是脱离不了干系的。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其成功的重要之处在于其有明臣，同样，昏君手下的奸臣也必须对昏乱的政治负部分责任。及至教育的产业化这一事件，经济学家决不能推脱责任。这是在上世界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时期，不少经济学家所极力鼓吹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在专业化目前，政府官员包括教育部长只能听从于经济学家所提倡的建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学家在指挥着政府官员。这也是在现今的中国，经济学能成为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那个时期的媒体和经济学家的文章及谈话，大家就可以明白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程度及其进行政策建议时所范的错误和糊涂。这与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破窗论”一样，糊涂至极。 与此相关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经济学家道德和学术原则及其价值观的丧失。由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严重依赖于政治的，说得浅显一点，是靠政治家“养活”的，是吃“政治饭”的，所以其行为取向深受政治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不少经济学家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学术原则，成为一味迎合政治的御用文人。这种例子我想不用本人列举了！ 经济学家不能推脱责任，这是明确的。但是现今社会的不满也不能完全由经济学家来承担，经济学家确实不应成为社会的出气筒。 “少一些愤世嫉俗，多一些理性与建设性的思考，这才是有为之举。”这是作者最让我眼前一亮的一句话！ 张维迎教授是国内自由主义的代表，本人一直非常崇敬张教授。张教授的很多观点曾令本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可如今，在社会不满情绪越加积累的情况下，张教授也成为了大家发泄的对象。这也令本人非常痛心。 张教授的经济学主张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愤青，他们是批评张教授的主力军。本人认为其经济学主张是正确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优于计划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虽然前者的生产组织方式依然有不少缺陷，但是相比于后者的缺陷来讲，其危害小的多，所以中国才会选择前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有其缺陷，而且这些缺陷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相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些缺陷和矛盾的表现和程度也是不同的。恰恰在中国的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矛盾最为突出的阶段，中国正在重走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初中期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现今中国的许多工厂，似乎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英国的工厂有不少相似之处，为什么中国现今的农民工阶层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恰恰说明，现今中国的开放，正好使中国处于资本主义矛盾最突出的一个阶段。 因而，主张开放，主张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经济学家就被误认为是危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罪魁祸首。这是一种在不能完全认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情况下的一种偏见！本人相信，随着开放的进一步加深，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将会走出这一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到那时，人们就可以理解类似张教授这类经济学家的良苦用心了。 张教授成为大众的出气筒，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同时，这也是这一代的经济学家所逃脱不了的命运。只能说，他们是这一矛盾突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公众信誉的丧失是为这一阶段改革的成功而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