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企业的出路 公有企业的出路1



  内容提要: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主义客观的、无法动摇的基础。相反地,以为现代社会主义仅仅是人的主观要求、主观理想的产物,看不到现实必须具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把握上,就难免陷于空想和导致左的偏向,也无从真正形成高度的自信心。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更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是普遍地严重偏左了。由此,说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改制问题。就其中公有经济比重降低、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大,——本质上就是私人资本形式的经济比重的增大,无疑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公有经济究竟多大比重较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这基本上属于实践问题,而不属于理论问题。当然,有一点也毫无疑问: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是要占主导地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市场的运行中是平等的,这才是社会的必然性;由以往的教训和正面的经验得知,公有资本要像私有资本一样地经营,要以私有资本方式经营公有资本。

  无论那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对具体的社会制度的认同或否定,以及整体看法的重大改变,总是建立在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的直接体验之上的。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必然的社会生产方式,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或者说具体的经济制度包括具体的经济体制,则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是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创造和完善的,也是需要从正面和反面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这是一切真心地试验着、实践着不同于上世纪相当长时期里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管制型经济制度的人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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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至今已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制度变化之巨大,无论持那种具体观点的人,看法倒是相当一致;但是,公有企业或公有经济怎样的改革才是其出路呢?这方面的分歧就太大了。例如,不必讳言,数量颇不少的学者和大众,认为私有化是最终归宿。同时他们几乎都认为,我国现在实际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困境企业的出路 公有企业的出路1
  另一部分非主流经济学家或新左派则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再卖了;他们同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里,之所以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差,并非是其体制上的原因,而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不准备局限于各派学者所直接争论的题目范围,而是着重于相关的社会基础条件和社会机制,作简明扼要的分析。

  

  一、概要分析

  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主义客观的、无法动摇的基础。与之相反,那种把现代社会主义几乎理解为只是某些个人的思想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思想产物,是极其幼稚的,很大程度上是空想的或反动的。

  从世界范围讲,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相联系,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发展已经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不相容了。这当然是指整体情况而言,是对世界范围的整体状况而言。对于某个具体的国度说来,这意味着,最低限度,该国的较现代化的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主导地位。

  所谓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严重的矛盾,这是说,巨额的社会资本已经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运用着。这部分生产已经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从而要求社会对积累劳动体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之相适应,以往的巨额资本由私人占有,已经不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反地,以为现代社会主义仅仅是人的主观要求、主观理想的产物,看不到现实必须具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把握上,就难免陷于空想和导致左的偏向,也无从真正形成高度的自信心。

  现代社会主义真正现实的雄厚的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异常重要的是,从苏俄时期起直到现在,世界上的无论那一个国家,其全部经济中,除了已较发达的部分之外,都还存在着较大数量的不够发达的经济部分,广大的非物质类产品的生产,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加工产业的一部分也是如此。至于苏俄和东方广大的较落后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既然这是客观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颇不小部分,继续以私人占有的方式进行生产,是正常的、必然的、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也容易理解,对于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条件,并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国家,其社会主义的公有形式的经济部分,在全部生产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否则的话,当然不可能是持久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的公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与私有资本形式的经济部分的并存是必然的。

  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结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更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是普遍地严重偏左了。

  由此,说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改制问题。就其中公有经济比重降低、非公有经济比重增大,——本质上就是私有资本形式的经济比重的增大,无疑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公有经济究竟多大比重较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这基本上属于实践问题,而不属于理论问题。当然,有一点也毫无疑问:此时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是要占主导地位的。

  同样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的社会化发展程度,既可以私有资本控股经营,也可以公有资本控股经营,这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事实。而从整体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比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高得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与必然性的社会制度的联系,是一种大尺度的、世界范围的整体联系,当然也是一个国家之内的整体联系。实际上,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替封建地主经济是与此类似的。这以另一种方式提示着人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是在和别的国家的企业竞争中成长的;公有资本企业是在和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中成长的,也是在各个公有资本企业间相互竞争中成长的。

  有一部分人则认为现今中国经济成份性质无关紧要。例如有不少数量的官员、学者认为,只要政权在我们(共产党)手里,即使国民经济全部或接近于全部私有化了,也并不可怕。

  要了解经济成份结构的重要性、经济的形式即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必求助于所谓高深的理论。利润作为资本之所得,谁能否认其经济上的必然性?既然已经知道了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以私有资本形式存在和运行有其必然性,巨额私人资本收益的实现也就具有必然性、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轻看资本占有形式的重要性,或者有意无意地抹杀其重要性,既不明智、也无勇气。以为可以通过政策调节之类,解决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私人资本巨额收益的差别,是相当幼稚的。

  资本形式的重要性,可以从另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如果全社会真的都是私人资本的形式,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私人资本的巨额收益差别,绝不可能通过政策调节来解决。相反地,这时候,社会政策或迟或早会趋向于私人资本一方,转向从根本上着眼于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他的社会阶层则必然地处于从属地位了

  至于公有资本的收益与广大劳动者的联系,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复实践的问题。以最新动向为例,今年中央政府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收益,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应部分,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已在议论之中。这就是一种具体的选择。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无非因为该部分收益是社会化程度相当高的公有资本的收益。与之不同,私有资本的收益当然绝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使用。如果某个巨额私人资本所有者,以某种方式将其资本收益的一部分惠及大众,那在性质上也不同于公有资本收益的自主运用。其次,公有资本收益的一部分仍会投入积累,性质上也属于广大的劳动者共同所有。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以往体制上的毛病则同样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改进。

  认为公有经济必然要被私有经济所代替的人,其最重要的理由是,公有企业必然是无效率的。但其实,如果说这样的理由部分地反映了现实,那也只有对例如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公有企业说来才是如此,才是部分地反映了现实。但是,这只是从否定方面提出的一个理由。现在则要从正面来提出问题——也可以从已被实践证明不成功的具体体制来看待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市场的运行中是平等的,这才是社会的必然性;由以往的教训和正面的经验得知,公有资本要像私有资本一样地经营,要以私有资本方式经营公有资本。

  在这里,暂且要把若干年来原国有企业普通工人等劳动者大量下岗、企业的掌控者大发横财及转制中的其他种种弊端放到略后一些再讲。因为,这属于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现象,也可以说,以往的弊端以另一种形式由后人来承受了,而承受者必定是新时期社会的弱势阶层。明智的社会政策则要尽可能地减少种种不合理现象的产生。

  从较普遍的角度看待社会的资本,无论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作为企业中的决定性力量,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赚钱。以利润为中心,处于经营层次的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并无根本差别。从这样的经营层次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的成功经验,对于公有资本企业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将这样的西方的私有资本经营方式用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资本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呢?例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运行为什么就不能以单纯的生意经为立足点呢?——有什么重大障碍呢?再讲一个具体问题,宏观的经济调节对于微观的各类企业,又有什么重要差异呢?公有资本企业也只能履行一般企业所应遵循的法律和同一行业标准。不存在某个重要的国有企业要比其他企业在宏观调节中担负起更大责任的理由。与之类似,无论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从总裁到中层管理人员、技术专家、普通操作工,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此时并无重要差别,所遵循的是企业自身所要求的并与外部的市场条件相联系的一般规则。

  从企业的各项重大投资决策等方面讲,只要在法律许可和行业管理规则之内,决策总是由人格化的资本主导的,而不管该企业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控制的。要求公有资本企业承担其他额外责任,只能说明思维还部分地停留在以往管制式体制的框框里。当然,另一方面,公有企业也只能享有别的企业可以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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