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了张宏良先生的《土地股份制——沉没前最后的一块木板》，不由得想起去年草就的一份信件，信中的疑问至今未解，现粘贴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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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您好！
近日在《经济研究》（2006.7）上读到您的《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农地制度》），您对农地制度委托－代理问题的深刻见解让我受益匪浅并深感钦佩。村委会这样一个角色，在农村社会中的作用，确如您所说，集政府管理职能和集体利益代表两个矛盾于一身。最近讨论较多的农会问题，我认为就是基于像您这样的对于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思考。将村镇级干部纳入公务员体系，同时建立农民自己的农会组织，或许是分离农村基层组织矛盾职能的一种可行之路。 但是否通过这样改革就可以解决农民利益（利益在这里仍只围绕土地来看）问题了呢？我不这样认为。在现有的制度下，农会能否有效代表并维护农民自身利益存在着一个根本障碍：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我同意周其仁等将集体所有权认为是一种成员权利，但这种权利是不完整的，同时也是不清晰的。集体所有制带来的问题实际可以看成是一种“反公地悲剧”：人人都对集体所有土地拥有所有权和收益权，但却人人对土地没有处置权。土地分配按年限随人口变化进行再分配，政府有权利用行政权利对集体所有土地进行征用――种种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确定性，不但使成员权利界定不清在执行时不能理直气壮，甚至对于您在《农地制度》认为的土地日益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很大的削弱。既然农会是农民自发建立的农民组织，这种组织必然不要求包括集体内所有成员，从而农会对自己所代表的土地权利也必然是不完整的：一来农会成员并不拥有自己所使用土地的所有权利，二来这些土地现有权利也因为土地存在着再次分配的预期而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完整性就要使农会代表自身利益去与政府博弈的资格受到质疑，使农会力量和作用大打折扣。 另外，就您在《农地制度》反复提及的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我有一点儿不同看法。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城镇。农村生产力虽然也有很大增长，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差距却迅速拉大，对于没有更多收入来源的农民，土地既是生存保障也是心理保障。然而是否就因此而可以用这个“保障”而把农民限制甚至是捆绑在土地这样唯一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选择之上呢？仅仅从平等角度来看，这样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实际上失去了对自身发展的决定权和对“正常”社会保障制度的拥有权。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保障吃饱饭这一类生存的权利，而是要保障与社会发展速度最低限度的同步。更重要的是，如上面提到的，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不是日益重要而可能是日益削弱。对于城市周边地区，随着城市的扩张，农民土地被征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更多的农民对此无能为力，有时连取得征地补偿款都费百力而无一得，对于这些人群土地的保障功能从何谈起呢？对于几乎不存在土地被征用的大部分农民来说，受到自然规律限制的土地生产力能够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提供多少与这种速度项适应的保障力呢？如果保障力简单的以货币衡量，有限的补偿款和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任何一个都不艽锏接氤钦蚓用裆缁岜Ｕ弦谎 的增长速度吧？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把看重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拒绝土地私有化的理由不够有力，把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看为根本解决现有农地制度带来的问题的途径也欠妥。 以上之言，自觉幼稚。倘若陈老师有时间一读，我将深表感激。
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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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