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需要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而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边缘化和无力感，拥有更多的货币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何况农民还挣不到足够多的货币。让农民在货币支出不多的情况下获得人生的体验和满足感，就更有意义。在新农村建设中，倡导消遣经济的核心之意是重建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和政治安排，从而重建适合农民自己的乡村生活方式。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很多问题和事情由于缺乏价值标准而变得“说不清楚，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在笔者看来，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乃是伦理重建。
关键词：乡村文化；消遣经济；伦理重建
一、以消遣经济重建乡村文化生活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时代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越来越受到货币经济的冲击，老百姓也都在想方设法挣钱，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化，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其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需要钱，这是货币经济的要求，农民的货币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这也是当前农村生活中一个非常沉重的真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为指向的新农村建设主张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货币越来越成为瓦解村庄共同体生活的一种重要力量，人们的日常需求越来越依靠货币来获得满足，村民从各种温情脉脉而又带有束缚性的村庄共同体关系中解放出来，而通过货币与更大范围的“社会”联结起来。如果农民有足够多的货币，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非人格的方式联结起来的，虽然这种联结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但在当下的农村，却不是异化的问题，而是农民没有足够多的货币参与到更大的“社会”中去。当村庄共同体开始被破坏，导致农民因无法合作而使货币支出大大增加时，农民将背负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最终的结果是农民被抛弃在现代化和货币化的进程之外，社会出现难以避免的断裂。所以，对新农村建设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农民需要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而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边缘化和无力感，拥有更多的货币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何况农民还挣不到足够多的货币。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新农村建设让农民在货币支出不多的情况下获得人生的体验和满足感，就更有意义。
费孝通先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云南禄村调查时发现，“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在西洋的都市中，一个整天的忙，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所谓休息日也不得闲，把娱乐当作正经事做，一样累人。在他们好象不花钱得不到快感似的。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中却适得其反。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消遣和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但经济学的对象限于对付物资的范围，消遣就被一般经济学家所忽视了。忽视固然可以，但是要了解中国农村中的传统经济时，则通常会发生隔靴搔痒的毛病了。（费孝通，1999，第322页）”由此，费先生便区分出了三种经济形态，一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二是资本主义成熟时期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三是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即所谓的“消遣经济”。消遣经济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成熟时期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经济态度是与新教伦理密切相关，人在俗世间拼命挣钱是为上帝积财富在天上，而在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形态里，人们则拼命挣钱拼命消费，这两种经济形态实质上都是一种丰裕经济。而消遣经济则是通过减少消费来减少劳动，是向内求，主张“灭人欲”，这种经济态度是传统社会匮乏经济的特有产物。费先生在《禄村农田》中对消遣经济的论述也不是主张要回到传统匮乏经济中去，“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悠然见南山’的情景尽管高，尽管可以娱人性灵，但是逼人而来的新处境里已找不到无邪的东篱了。（费孝通，2006，第121页）”但费先生所发现的“消遣经济”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却为我们今天进行新农村建设，重建乡村生活方式提供了启发。
在新农村建设中，倡导消遣经济的核心之意是重建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和政治安排，最终通过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和政治安排来重建适合农民自己的乡村生活方式。当费先生在禄村做田野调查时，从农民个体的角度来看，“消遣”还只是少数土地占有者的特权，广大农民为了维持生存而终日劳作。但消遣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却更有意义，那些作为土地占有者的地方精英，除了吸大烟和聊天之外，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来组织本地社区的公共仪式，在禄村就有洞经会和灯会来组织各种仪式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多在闲暇时间举行，村民都参与进来，从中获得了乡村日常生活的意义。这些活动并且还在村庄层面上建构起了禄村的地方社会空间，凝聚了禄村村民的认同感，当然，这些公共仪式是由一系列的地方性制度来维系的，主要是基于土地占有的不平等而存在的以地方精英为主的等级体系（张宏明，2005，第131到164页）。但是到了今天，经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对乡村社会的重塑，基于土地占有不平等的地方等级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地方性的公共仪式虽然出现了所谓的恢复和重建，但却与传统社会的逻辑完全不同了。在禄村，花灯在人民公社时期还由新成立的花灯剧团来维系着，但其政治功能越来越明显，分田到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花灯表演越来越萧条，并且越来越失去了公共仪式的意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洞经则被看作几个人的个人爱好，“1949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变迁把禄村认同上的仪式象征和经济基础都破除掉了（张宏明，2005，第244到266页）”。但是，公共仪式对禄村却非常重要，“禄村有自己的认同方式，它的认同体现在公共仪式的表演之中。……因此，一座庙、一批信众的捐献，一份属于整个禄村的公产，以及公共仪式的表演，就从各个方面把禄村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建立起来（张宏明，2005，第269到270页）。”这样一来，禄村作为一个社区，其社区认同与解放前相比就变得非常缺乏。进一步来讲，村庄社区的认同的削弱和缺乏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村民在村庄内部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村民已经原子化了（贺雪峰，2003，第5页），闲暇时间的社会建制也就不复存在。
同时，随着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和劳动技术的改进，农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农民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一年的农业劳动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三个月干，八个月闲，一个月忙过年”。在传统社会为地主所独享的大段闲暇时间，开始为普通农民所拥有。由于缺乏积极健康的娱乐方式，为了消磨时间，农民选择了在麻将桌上垒长城，而近年来农村地下六合彩的盛行，也主要是因为农民的闲暇时间无法打发，“买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农民的一种消遣方式（申端锋，2006）。而地下六合彩却给农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败坏了社会风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庄共同体解体，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趋于瓦解，闲暇问题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村庄自身无法再规则性地利用闲暇时间来组织集体性活动，以至于乡村生活价值与意义的再生产和维系失去了载体，农民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陷入精神虚无之中，打麻将、买码之风盛行。由此，重建新时期乡村社会的消遣方式，重建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重建农村闲暇的社会建制来倡导消遣经济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要回到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形态里去，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用意是发掘这一传统经济态度的意义，即通过各种文娱活动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从社会层面上再生产出另一套关于乡村生活的意义标准，而这一标准却是与消费主义的标准相对立的，但却不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而是要在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语境中对消费主义意义上的“人欲”做一个矫正，最终重建当下农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乡村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伦理重建
当前学界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张主要有三种，林毅夫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内需；温铁军的发展村社合作经济以使农民获得收益；贺雪峰的进行农村文化建设以重建乡村生活方式。在上述三种主张中，发展农村经济以增加农民收入已为学界所普遍认可，但进行社会和文化建设以提高农民主观福利的主张却遭到了诸多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农民吃不饱饭、缺钱花的情况下是没有心思去搞文化活动的，乡村文化建设也就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在笔者看来，这种怀疑的确是一个真问题。在货币经济居支配地位的今天，货币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切事物和价值的唯一标准，包括人生的意义，“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美尔，2001，第8到10页）而乡村文化建设的提倡者又很容易面临道德上的提问，“你们为什么不到农村去过那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呢？”，实际上，这种道德上的提问将问题大大简化了，并没有认识到文化活动与乡村生活伦理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集体性的乡村文化活动能产生意义与价值，是乡村生活伦理维系和再生产的载体。比如传统社会江西农村祠堂中的年终聚会，云南禄村的洞经会和花灯会表演，湖北老贺集年终的花鼓戏，这些仪式化的公共活动之所以得以进行，都是与宗族性、宗教性这些地方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祖先崇拜意义上的“祖荫之下”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意义系统，表现为村庄生活中的伦理，这种伦理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村民的集体生活中，这种集体生活背后就是“祖荫之下”的生活伦理，或者说这种意义上的集体生活是由宗族性伦理来支撑的。在村庄生活中，地方性的宗教信仰也支撑起一种类型的集体生活，庙会、洞经会等就是较为集中的体现，这种宗教伦理与村庄生活伦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宗族性和宗教性伦理所提供的集体生活之外，我们看到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活，如各种文娱活动、群众大会、集体生产、集体建设等，这实际上是意义系统的重建，是生活伦理的重建。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几千年来的“皇粮国税”寿终正寝，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对农村的最近一次跟踪调查中，笔者却发现，老百姓由过去的指责政府转向了抱怨社会，他们一再提及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社会形势变了”，这对笔者触动很大。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由指责政府变为抱怨社会，“社会风气坏了”，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农民生存的各类本体性价值受到极大的冲击，很多问题和事情由于缺乏价值标准而变得“说不清楚”、“不好说”。这样一来，当前乡村社会的社会风气如何不好，外面的社会形势如何改变了村庄社会，而村民面对这种社会形势又表现出了怎样的不安与顺从，以及他们的看法与体验。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在笔者看来，取消农业税后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历经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申端锋，2007）。李昌平式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治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缺少社会问题的视野（李昌平，2000）。在农民负担沉重的背景下出笼的“三农”危机论，聚焦于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治理性危机，而没有看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初见端倪的伦理性危机。这种伦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正是这种伦理性危机的出现，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乡土重建的出路和方向，在笔者看来，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乃是伦理重建。
笔者在全国不同区域农村调查时发现，孝道衰落和老年人单过现象在当前农村非常普遍，民间有歌谣曰：“父当哥，母当嫂，只有银钱来扶小，没有银钱来扶老”，孝道之衰落可见一斑。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传统的一种养老方式，我们把它看成当前农村老年人保障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农村，这不仅是一种保障，更体现了一种生活伦理，当前老人单过现象作为一种趋势，其背后体现了乡村生活伦理的一种新变化。在很多农村，并不是老人不愿意单过，很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认为单过是聪明的选择，“不单过的是苕货”，单过可以自己做主，不受气，过的还舒服些。但对那些年龄大、生病等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来讲，单过实际上将他们的生活推到了一个风险最大而又无法规避的地步，“只能等死”，等死的老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伦理重建的出路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政策直接介入、干预私人生活，像当前农村出现的孝道衰落、彩礼过高等问题，国家权力和社会政策都可以直接干预。国家权力和社会政策如何规制私人生活，这在当代社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国家通过无孔不入的微观权力技术和宏观制度设置来规制私人生活，从而重建乡村生活伦理，是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方面。
伦理重建的第二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面是重建乡村社会的集体性文化社会生活，从而重建这种集体性生活背后的乡村生活伦理。传统的孝道等家庭伦理关系之所以能够维系，是因为祖先崇拜意义上的“祖荫之下”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意义系统，表现为乡村生活伦理，这种伦理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村民的集体性生活中，比如宗族祠堂中的仪式性活动，这种集体性生活背后就是“祖荫之下”的生活伦理，或者说这种意义上的集体性生活是由宗族性伦理来支撑的。在村庄生活中，地方性的宗教信仰也支撑起一种新的集体生活，如庙会、洞经会等就是较为集中的体现，这种宗教伦理与村庄生活伦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宗教性伦理同样支撑起了一种集体性生活，村庙重建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村庄集体性社会文化生活的背后是乡村生活伦理，而乡村生活伦理则是通过村庄集体性社会文化活动得以维系和再生产的。而集体性文化生活的重建则有两个具体的途径，一是通过发育民间组织来增加集体性活动，从而增加社会资本，阎云翔（2006）就通过对乡村私人生活的研究发现了“无公德的个人”，并主张通过民间组织的发育来化解这样一个伦理与道德的困境。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重建乡村集体性文化活动的另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是发挥乡村两级组织的作用，通过乡村两级组织重建乡村社会的集体性社会文化生活。这样一来，在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组织公共服务能力弱化的背景下，国家对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重建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张宏明：《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4]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1。
[6] 申端锋：《农村地下六合彩为什么会蔓延》，《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10期。
[7] 申端锋：《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
[8]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
[9]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 《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