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读到杨善华和孙飞宇合写的“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受益颇多，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以为，深度访谈的实质就是要深入到实践本身中，以理解真实世界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的根本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路线。而杨善华等人的文章，将深度访谈搞成了烦锁哲学。这种倾向的深度访谈过于注重方法本身，而忽视了深度访谈的目的。 最近10年，笔者所在的华中学者力倡以深度访谈来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尤其是借用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研究乡村治理问题。具体地说，我们试图通过对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的研究，来理解中国农村本身的状况。要理解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的实践，离不开对村民和乡村干部的访谈，而因为我们本质上对农村的不理解（否则就不需要去访谈了），在访谈过程中，就需要放开让被访谈者讲述。访谈过程中，访谈者的任务主要是确定大的主题（半结构访谈），及激发被访谈者表述的热情。 因此，深度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深度访谈？深度访谈的目的是什么？不清楚深度访谈要达到什么目的，深度访谈的技术讨论几乎必然会误入歧路。我们在做乡村治理研究时，不是先确定好了深度访谈的方法和技术，而是先确定理解中国农村是什么，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如何在农村实践，这种实践差异性的原因等目标。有了目标，就自然可以选择各种方法，包括深度访谈的调研方法。 要理解农村是什么（及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不同农村有何差异，如何表述这种差异，从那个角度可以较为准确表述这个差异），就要深入到农村中去，站在农村本身的角度，将农村作为逻辑上自洽的整体来提出问题，而不能以理论粗暴切割农村本身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要悬置理论的原因。这个深入到农村去，用人类学的说法，就是调查者要有它者的眼光，要有农村主位意识。用毛主席的说法，就是调查者不能太主观，不能想当然。 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调查者都会对农村是什么想当然，会对被访问者的讲述想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被访问者的记忆错误或有选择记忆乃至被访谈者有意误导的问题。调查者不可能真正做到让已有知识的悬置状态，否则调查者就提不出问题。所有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及他们理解的问题，都离不开他们已有的知识储备，这一点甚至对于被调查者也是一样。因此，这里的问题就不是调查者能否真正悬置理论，而是调查者是否意识到已有知识可能会影响对调查结果的判断，并产生误断。 如果调查者能够竭力保持一种反思的状态，竭力让自己的思维放开，将已有知识本身的逻辑置于一边，而竭力从访谈者本身的逻辑，从实践的逻辑，来发现自己已有理论逻辑的破绽，深度调查究会有所收获。
因此，能否减少已有知识储备特别是理论知识对深度访谈的不利影响的关键，就是要将经验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将实践引入进来。这也就是说，要将毛主席在1930年代反复强调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导引入进来。深度访谈本身的焦点不是要通过一种高级的访谈技术真正理解被访谈者叙述的全部含义，而是要多次地深入进去试错。这个意义上，要深度访谈，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别无他法，只需要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经验中，反复、多次。而非依靠一种高级的访谈技术，将访谈中的各种可能具有意义的细节穷尽，来理解社会本身的真实。要费时间反复多次地进入社会试错，“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反复无穷”，是深度访谈之本，而访谈技术只是末。只强调或过分强调后者，不同时更多地强调前者，必然会陷入神秘主义中去。 在进入或再次进入农村调查时，我们都有对农村是什么及政策会如何实践的想象。进入农村作深度访谈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些想象。为了打破想象，在深度访谈时，就要允许被访谈者放开讲述。讲述的过程中，有一种是没有超出调查者知识想象的具体知识，这些具体知识可以结合在一个村庄，形成一个类似民族志的村庄志。这个村庄志讲述村庄内在自洽的逻辑，这是一种实践的逻辑。这一部分深度访谈的成果是重要的，但并非最重要的，因为这些成果本身并未超出调查者的想象范围。深度访谈最为重要的目标，是要从访谈中找到可以打破调查者想象的知识。 打破调查者想象的知识来自被调查者的讲述。因此，深度访谈就需要激励被访谈者自由讲述，直至讲述出调查者根本就未想到过更不用说提出来了的问题（注意：这个问题并非调查者来之前即已预料的问题，而是一种意外的收获。正是这种意外，构成了深度访谈的根本收获，这是深度访谈的实质）（这也是为什么要叫做深度访谈的原因，深度访谈就是要让被调查者建构自己生活及其社会生活逻辑的过程中，启发调查者）。 仅仅是被调查者相对自由讲述，并不构成深度访谈，因为这样的访谈不会有所发现，因此，深度访谈的另一个根本是调查者可以从被访谈者的讲述中找到新材料、新问题、新视角，因此有了“顿悟”，并以此来重新组织访谈获得的材料，重新建构过去对农村认识的想象。新的视野进来了，或新的解释出来了。深度访谈的成果也就有了。 深度访谈的根本就在于调查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因此产生了调查者知识的意外，而调整对农村社会的认识，而重建一个较为正确的真实农村。意外或顿悟的关键就在于调查者的良好素养和被访谈者不经意讲述出自己体验时与调查者已有知识的契合和这种契合对调查者的启迪。只有那些有着真实调查经验，有着足够农村想象，有着敏感思维乃至有着丰富理论储备（却不教条）的调查者，才容易在深度访谈中发现意外，产生顿悟，具有收获。这些意外、顿悟或在已有知识想象以外的收获，可以构成理解农村真实状况的系列可供进一步讨论、检验和发展的中层理论（及微观视角）。 一个悟性好且勤奋的调查者，可以通过若干深度访谈，来构建一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真实农村的想象。真实农村是什么，却不是单个调查者可以完成的任务。（从深度访谈中获得的）一个新的视角建立起来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框架被发现了，就要有更多的调查者进入农村作更多调查访谈，作新的发现。各种发现相互比较、沟通、讨论和批评，比较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对农村的新理解或者新想象就形成了。一个较高水平的关于中国农村是什么的知识就形成了。 这个高水平的关于中国农村是什么，政策如何在农村实践，不同的政策在不同农村实践差异的原因的知识，可以为农村政策制定提供较为高水平的指导，并且也还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展。 综上所述，所谓深度访谈，其根本问题是为了达成访谈目标（比如认识真实的中国农村），而在访谈时利用各种可能条件达成心中一动，产生知识顿悟。并由此深入到被访谈者自己生活的实践中去。深度访谈的核心不是访谈技术，而是要反复多次地进入到实践的逻辑中去。过于强调访谈技术不只是纸上谈兵的问题，而且还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只要不特别地主观武断，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几乎所有调查者都可以本能地掌握深度访谈的技术。毛主席早在1920年代就已愔其道，并有了很好的理论总结（见“实践论”）。 深度访谈之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当前的中国经验过多被西方理论所屏蔽，中国研究需要拨开西方理论之雾，重见中国经验的天日。遗憾的是，就是在关于深度访谈这样有助于认识中国的研究方法中，我们看到的却都是引西方经，据罗马典，是无的放矢，是神秘主义和烦琐哲学，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陈柏峰批评邓正来在缺少经验研究基础上的方法论反思时，认为邓正来陷入了就方法谈方法的所谓方法论的瘟疫。毛主席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尝一尝梨子。没有深度访谈及其中的发现，而只是引经据典谈深度访谈，就当然会不着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