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学以及其它许多学科的学术中心基本已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这也说明世界学术强国跟经济强国是极度相关联的。当然，二战之后，数理逻辑逐步由美国经济学界引入经济学，成为美国时代的核心经济分析方法，并开始出现“数理”和“计量”实证两类主要“证明”（或者“证伪”）经济理念的研究方法，使经济学向科学靠近。作为结果，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外行经济学家”与“内行经济学家”的区分也越来越显然。以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大师为例，当年的亚当·斯密、李加图、凯恩斯等都是从财经记者转入经济学的，而今天的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先读经济学或相关博士学位的，过去这些年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者也多是因为其原创性的数理或计量研究，以至于在介绍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时媒体还真无法用大众语言讲清楚。 经济学在中国 经济学先是通过报刊进入中国。中国报刊业开始得很晚，起因是为了传教等原因。1815年，外国传教士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后即有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同年创刊的《澳门杂文编》。首批报刊的内容以宗教教义、伦理知识、科学文化为主。基于当时国人受教育面的限制，那时媒体的受众规模可想而知。 财经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最早是1857年面世的《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的前身），其“内容以船期、货价、行情和广告等商业讯息为主”，是中国的第一家以商业新闻为中心的报纸。从内容和风格上看与17世纪的英国同类报刊相似。1861年在上海也出现了它的分报——《上海新报》（其英文名为《TheChineseShippingList&Advertiser》，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这些报刊均为外商所办。 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起始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的上海《申报》。为了把《申报》办成适合中国人看的报纸，美查聘请华人主笔，让他们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兴趣爱好、语言文字表达习惯来办报，这大大扩展了《申报》的读者面和影响力，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财经读者群。接下来，《申报》在传播经济学知识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华人公司股票开始交易之后，《申报》每期刊载股民关心的股市与经济信息，而且不断刊登经济理念和公司经营类的文章，“公司治理”在1880年之后也成为《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的热门话题。 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叫《原富》），他的工作当然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向另一高潮。到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总体上进展很快，特别是像《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等报刊贡献非凡。1927年由耶鲁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方面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促进了经济知识的传播，另一方面开创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先例（这一工作由方显廷先生带动）。同一时期，章宗元、陈岱孙、巫宝三、马寅初等先生在中国推广现代经济理论。但是，前辈的经济学传播与研究在五十年代之后基本停止，《申报》、《东方杂志》等均于1949年左右停刊。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人们能接触到的经济学知识基本不超出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之后，厉以宁、张培刚等教授努力启动经济学的恢复工作，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其它西方经济学教材，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非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里往往是每介绍一种理论又要先批评一顿，叫你“先花很多时间学习，然后又叫你马上把所学的都忘记”，当然那是时代的特色。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的意义重大，它们实际上是今天许多决策者当年读过的第一批经济书。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也起到了突破性的市场经济启蒙作用。 此后，陆续有翻译或编著的经济学书籍出版，专著类包括商务印书馆在80年代起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中对二战前，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名著的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1989年茅芋轼与汤敏主编的三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由田国强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集《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许多同仁的贡献，敬请各位谅解——这些和其他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和编著工作对国内学者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今天，特别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的资料可得性已慢慢不成问题。 教材类的翻译出版包括1990年代初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还有在《经济科学译丛》中出版的斯蒂格利茨《经济学》（1997年出版）、平狄克与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1997）、多恩布什和费歇尔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经济学原理》（1999）以及曼昆《宏观经济学》（2000）等，这些西方大学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也慢慢成为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主流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只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教材，而且在许多院校还只是在“西方经济学”名义下出现。 正规经济学课堂在慢慢改进，这些是非常积极的进步。与此同时，现实市场经济生活却不能等待，所以过去二十几年里大众媒体变为“有用的”经济理念的重要来源。实际上，虽然翻译的著作可以帮助经济学专业者的学习与研究，但对于企业界、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的众多人士来说，这些著作可能太抽象，也不一定对他们在现实经济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有直接帮助。相比之下，大众报刊则可根据今天的热点问题去查找相关的经济理论、采访“公众经济学家”，以非常具体的形式和内容边报道评论、边传授经济学理念，媒体成了真正的“社会大学”。 1985年创刊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营报》、1989年创办的《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改革开放的头期对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1990年底推出中国股市之后，几千万人立即有了对经济学、管理、法律知识的需求，这为财经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展机会。九十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证券财经报刊，包括《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等。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接下来，公众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什么、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劣等关系中国改革方向的重大问题都十分关注，有着强烈的知识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部委创办的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1994年，国家体改委创办《中国改革报》、国家计委创办《中国经济导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市场经济报》。这些报纸当然因为重复而浪费一些资源，但在当时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它们不是以新闻报道见长，而是以理论为主题，刊登了许多学者的激烈争论。到90年代末，社会和学界对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大家的关注点基本转移到“如何建立”的题目上。 1998年推出的《财经》杂志是另一个里程碑，它不仅通过专栏和深度报道给读者推出耳目一新的市场理念，为“如何改革开放”出谋划策，而且以它的独立调查报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媒体人风格，由此带动财经媒体同上一层楼。2001年启动的《新财富》则独创另一种风格：以公司案例和数据为基础的深度分析为特点，以务实精神剖析公司“如何创业致富”的策略。《新财富》的风格也影响了其它媒体。2001年创办的《经济观察报》以理性和建设性定义起风格，为读者提供深度政经新闻、把握新的财经理念潮流。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和《中国企业家》等报刊，通过经济理念与新闻、数据和案例相结合，让国人的经济与商业知识日益剧增，加上这几年风风火火的EMBA教育，这些是过去多年里中国现代经济学家传授理念、论争学说的主要平台。他们为培养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贡献非凡。 对未来的展望 过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使正规课堂无法为国人提供分析、理解变革过程中的繁杂经济现象，这一局面给大众媒体提供了一次给社会补经济学课的机会，但EMBA和大众媒体的补课只能解决“近渴”，并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正规教育平台。为了满足市场改革的需要，我们必须改变中学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内容。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由于政治经济学是目前大多数人受过的唯一正规经济学教育，而政治经济学课中的概念不外乎是“剥削”、“惟劳动创造价值”，等等，这些概念有必要加一些精确定义和调整。过去二十几年的现实成功告诉我们：市场交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你赚我亏或我赚你亏”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双赢的价值交换；民营化和私人产权也并没那么可怕，而是一种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行政管制不是救世主，他们反而会增加寻租机会、降低市场效率，政府越不管的行业往往是越兴旺的行业。——这些和其它市场经济观念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如果过去英国的经历有任何借鉴意义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媒体读者对经济理念的需求和耐心也会逐渐减少，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迫于生存的压力，财经媒体会慢慢减少其“经济学教育”的角色，像《华尔街日报》那样选择更侧重商业新闻与财经信息。经济学教育应该回到大专院校和中学课堂上。这也要求调整政治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的内容，使未来社会人心里掌握的经济学尽量跟现实经济逼近。我们经济学人有责任改变目前人们“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经济而物质是市场经济”的局面，否则这种“双重人格”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长久因素。 那么，除了经济学教育之外，经济学研究呢？最近二十年许多同仁为改变中国经济研究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如果说哈佛《经济学季刊》和英国《经济学学报》当年的创立曾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那么，中国不是已有不少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报吗？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学报的名称而不看其内容。除了这几年像社科院《经济研究》、北大《经济学季刊》等学报之外（好的学报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一些学报实际上与大众媒体无实质差别。我们大致可从两方面判断一门学科是否达到足够的专业化深度。第一，如果其学报文章是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读者就能读懂的，那说明该学科还不具备“专业性”，说明它还没走出大众媒体的范围。第二，看从“外行”变成该学科的“内行”需要多少年的学习与研究，需要的年数越多说明该学科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其中心问题的研究应该越深。反之，如果一学科的学报跟报刊文章或者政治文献一样的易读，那么该学科的路就还很漫长。按照这两个标准，让我们自己去评判一些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吧。 正在中国进行的变革包括三大方面：其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其二是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转向民营经济/市场经济；其三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这三方面的任何一面都可给一个社会带来深度的震荡，何况是三大变革同时进行呢？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次百载难逢的学术创造机会，让我们能得到在其它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经济事实和问题，这无疑有助深化人类的经济学知识。但是，机会不等于必然的现实，关键还在于学术研究能否自由，去意识形态化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能进步、能进化的必要条件。 当然，上面的讨论可能让人觉得我在声称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这回事。其实不然，据本人在美国以及其它国家跟各国人的交往，我不觉得人的本性会因肤色、语言或国界而异，只要人的本性是无国界的，经济学就只有人类的经济学，像物理、化学、数学不分种族和国家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不同经济经历应该能帮助我们“证明”或者“证伪”依据其它国家的数据还无法“证伪”的经济理念。如果是这样，通过对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的研究，我们或许能排除掉某些到目前还无法排除的经济理念，也能推演出根据其它国家的经历还没能推出的经济理念，但这不是要以“中国的经济学”去替代世界的经济学，而是要对现有理论进行细化和深化。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讲，当经济学中心在二战时期从西欧转移到美国之后，由美国学术界把“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引入经济学研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数理逻辑的引进顿时改变了以往社会科学理念不便于“证伪”的弊病，以往定性的分析使其结论甚具模糊性、使研究者无法将其“证伪”（或“证明”）。但，数理推论使经济理论的结论便于受到数据的直接检验。而“计量实证”方法又让我们能直接应用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使经济理论服从于更为严谨的科学检验，以免我们接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虽然数理方法不是研究经济学的唯一方法，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领会过去两百多年在世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在那基础上去创造，这样中国才不仅有“经济”而且还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