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小胡，你好，昨晚的邮件我看到了，那些文章供你参考。我提交的文章只是对哈耶克悖论的一个廓清，所以文章中没有直接给出这一悖论的解决途径，只是提到了奥菲克脑进化理论的可能启发。真正的解释和推演是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完成了，看来你还没有系统的看过。你坚持使用“社会理性”这一概念，我并不反对，因为我们每个研究者在进行理论解释时都有权利和理由设定自己偏好的范畴，但是有个前提是，这个范畴必须和临近的其他范畴能够有效区别。我这次在会议上也看到而来许多学者使用其他的理性概念，比如生态理性、情境理性、演化理性、进化理性、建构理性、个人理性、群体理性等等，而你所说的社会理性到底如何界定呢？我觉得它更接近群体理性，所以这是我非常反对的，因为这也是哈耶克所竭力反对的。 而你使用社会理性时，似乎有带有一种将社会理性视为道德力量和有效共识的倾向，所以你认为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是一回事，但是这实在偏离的太远了。科学理性是有其特殊性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认知能力，只是属于部分科学研究人员的，它基于特定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以及方法论，而不是我们每个人仅凭借经验就可以做到的。如果真是那样，科学家就不会是个那么享有荣耀和辉煌的群体了。反过来，当你觉得社会理性是有效的时，你其实已经距离康德和哈耶克所说的道德律令和自然正义似乎不远了。但是这种基于天道和自然法则的道德正义距离我们的认知永远都是有距离的，因为只要你承认人类的有限理性和哈耶克的知识论基础，那么社会理性的完备性就是必须要受到置疑的。或许我应该给你一个更加充分的理由，那就是：道德和正义以及秩序的维护永远都依赖于否定性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框架。换言之，我们永远不知道人们究竟能做什么，以及自由和正义的完全含义赋予人们的行为边界何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从古至今，不论是自然演化的道德规法，还是正式订立的制度法律，都是否定性的，甚至发展到的波普的科学哲学最后也是因为确立了否定性的科学哲学观，才使得科学进步有了更加明确的标准。所以过多的赋予社会理性以丰富的内涵，或者是过于依赖这一概念，在我看来总是危险的。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我不认为社会理性真的存在，相反它更多的附着于人们的行为规法和道德体系之中，而不是清晰的呈现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之中；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你仍然没有向我解释社会理性是经由怎样的过程而形成的，它是永恒不变的，还是演化变迁的？易言之，你没有明确社会理性的形成、变迁和消亡的内在机理，所以我是不能信服的。
将理性视为一种能力这一点上，我和你是没有分歧的。因为我在使用认知能力这一术语时，本身就是持有这种看法的。但是我严格的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我在将其延展到群体层面来讨论时，是将其群体认知的形成和演化置入社会进化的进程中来说明的。如果没有对认知和观念在个人之间的流动和互动做出说明，那么单独的提出社会理性概念是没有说服力的。我的担心在于你在没有说明社会理性之发生过程的前提下，就使用这一术语似乎是不合理的。哈耶克和康德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都论证了道德正义的存在，差别在于方法上，哈耶克没有使用存在自由意志的预设，却证明了文化进化历程中自由秩序原理的价值内涵；而康德则用了自由意志存在的预设，最终给出了道德律令。更进一步，即使存在所谓的社会理性，那么它是否受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等情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否受人类认知和文明的进化历程和水平的影响与制约呢？难道社会理性除了能力解释之外，就没有任何价值内涵吗？我从来都不同意将理性解释为一种最大化的冲动和倾向，这种源自功利主义的理性观念实在为害不小，其深刻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上的，是物质主义的，对于人类所特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是没有关照的，因而也是贫乏的。而如果你所谓的社会理性如果具有价值内涵，那么它与自然正义和道德规范是何关系呢？能否是普世价值呢？另外，当你在将社会理性视为一种能力时，你似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群及社会系统由于观念和规范方面的差异，也因为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差异，导致的群体层面的理性差异。但是我们却无法看到不同空间环境下的群体在个人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因为我们无法说某个中国人就比某个美国人的认知能力高，因此，也更不能笼统的说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我要说的是，认知水平和能力的说明，必须回归到生理层面给予解释，那就是单个主体的脑进化问题，从这个层面看，就现代社会而言——如果排除部分智力障碍者——我们的认知能力的平均水平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何种因素导致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差异呢？社会理性真的是个有用的概念吗？我仍然表示怀疑。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你使用社会理性概念，本身试图说明说明问题呢？比如社会理性在人类社会进化或者特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作用的边界在那里呢？如果你能就此给出一个否定性的界定，那么我认为它或许还是个有用性的概念。你在几篇文章中都非常强调权力结构对于社会演化的作用，甚至有把权力前置到制度和规范之前的倾向，这是不合理的。严格来说，权力结构的形成本身来自于契约和规范，它们是制度、规范或者契约的产物，而不是如同大爆炸一样突然降临的。刘军宁曾指责哈耶克的进化理性和心智理论有点象大爆炸，就因为哈耶克的理论自身没有完成一个逻辑自恰的解释，他对心智进化和文化进化本身没有给出一个动力学的解释，而只是做了一个发生学的解释，由此就流下了一个类似大爆炸的理论之谜。回到我们的问题，你就需要为权力结构的来源给予说明，如果权力结构可以作为原动力来解释制度型构本身，那么为什么权力结构本身又在发生变化呢？进一步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不同时期的权力结构对于制度型构的作用有何不同，何种权力结构是有效的？而权力结构本身受何种动力驱动而演化的？你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来解释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这种处理方法是不恰当的，有其解释不了个人理性和行为动机。你和我的行为和努力都是为了“三个有利于”吗？我从来都不这么认为，尽管我是党员，但是我从来也不认为这种单靠信仰和奉献，单靠忽视个人人性和自我价值和自由的方式来实现所谓“三个有利于”的。相反，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更有效的层面在于针对有组织的政府行为，而不是无组织的个人行为或者是群体行为。难道群体性事件中上访的老百姓也好自我拷问是不是做到了“三个有利于”吗？当然，我似乎提出了过多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我彻底或者一直都会拒绝接受你的社会理性概念，只是当且仅当你对以上问题有个逻辑自恰的回答之后，我会欣然接受的。但是，这需要你对这个问题提供系统性的研究和说明。当然，你还是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