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解释俄罗斯的产出下降。指出：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就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来说，俄罗斯面对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困难问题。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俄罗斯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无法克服转轨经济中的“两难困境”。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特点，是事前决定了的。
关键词：初始条件 转轨方式 结构调整 经济绩效
1. 俄罗斯经济绩效俄罗斯是实行激进式过渡的典型国家。自1992年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以来，除1997年经济略有回升，1999、2000年经济较有起色以外，经济一直大幅度下滑，呈现为负的增长率，并常与恶性通货膨胀相伴。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将近20年。
表1 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宏观经济指标（%）
资料来源：冯舜华等（2001）。
2. “初始条件”与“转轨方式”之争为什么俄罗斯经济绩效如此差呢？经济学界从初始条件、过渡方式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我们无意也无力就所有这方面的文献作一番回顾。这里的文献回顾仅仅围绕本文逻辑主线而展开。
激进主义认为，俄罗斯经济绩效差主要是因为其不利的初始条件之缘故。前苏联在1985年只有14%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高达32%，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俄罗斯的改革面临（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困难问题，即只能减少低效率部门和受补贴部门的就业而不能或很少能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化改革在俄罗斯困难得多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经济绩效比较差的原因（Sachs and Woo, 1994a, b）。
表1 中国和前苏联劳动力就业的部门分布情况（占劳动力的%）
资料来源：Sachs and Woo, 1994a。
渐进主义认为，俄罗斯经济绩效差主要是因为其实施休克疗法的缘故。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结构是扭曲的。转轨将引起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激进式改革忽略的正是改革成本。资源由一种用途转为另一种用途要付出代价，建立新制度也需要消耗时间和资源。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J型曲线”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林毅夫等，1994）。
3. 关于“争论”的一个评价实际上，有两类初始条件，一类与转轨相关，另一类则与转轨不相关。就后一类初始条件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就前一类初始条件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和决定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而转轨方式呢，它根本就不独立地决定经济绩效，而是依赖于那部分与转轨相关的初始条件。
具体到结构调整问题上，转轨经济中的结构调整既包括正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又包括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就转轨本身所引致的结构调整来说，又包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两重含义。图示如下：
就前一类结构调整来说，转不转轨，怎样转轨，它都同样地影响经济绩效。你不转轨难道就不面对（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了吗？就后一类结构调整来说，它并不独立地影响经济绩效，必须结合转轨方式一道才能确定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经济愈复杂，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愈高，资产专用性愈强，激进改革愈引起产出下降。如果经济比较简单，收缩产业资本密集度不高，资产专用性也不强，那么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就是无差异的。
所以，虽然经济绩效既决定于初始条件，也决定于转轨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理解这种分解才是最重要的。理解了这种分解，那么究竟是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究竟是第二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勉强可问，究竟是第一类初始条件重要还是转轨方式重要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4. 经济转轨中的“两难困境”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谈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重工业与当时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协调，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①]。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安排，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就形成了；进一步，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的流向、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呢？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就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并剥夺微观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 1994, P.18-54）。
根据林毅夫等人的分析逻辑，转轨国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一定过度发展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了[②]。即使以封闭的市场经济来看，也是过度发展了；进一步，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比较劣势产业根本就不会有竞争力（谢作诗、崔万田，2002）。这就是说，市场化改革将引发结构调整。然而，这种由转轨引起的结构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调整，而是降低经济中重工业的比重。重工业资本密集度高，资产专用性强，转产将造成高额的沉淀成本。这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要么进行结构调整，将过度发展并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但这样就得承担专用性资产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高额的沉淀成本；要么继续维持原产业的生产，但这样就得承担利润的亏损，因为原产业过度发展了，并且是比较劣势产业，没有竞争优势！
5. 并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可不可以避免这样的两难困境呢？如果市场化的同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并且重工业也不是极度地过度发展了，又没有达到充分就业，那么是可以避免的。就是通过增量的方式进行调整。维持存量资源不变，而将新增资源配置到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从而实现结构的调整。中国的案例也支持了这一点（张军, 1997）。
然而俄罗斯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吗？第一，俄罗斯结构扭曲严重。例如，前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Noland, 2001）。严重扭曲的产业结构使得一定程度的存量调整不可避免。第二，俄罗斯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高，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少，这也使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存量。第三，当时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威大大下降了，不足以维护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我们知道，在开放的经济中，比较劣势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没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存量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增量调整产业结构，也存在“窜轨”的问题。增量调整能不能取得成功，有赖于配额约束的成功实施，这也需要政府和共产党的权威。综上四方面，俄罗斯并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③]。
6. 结论和启示结论是什么呢？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特点，是事前决定了的。
就转轨引起的结构调整这一块来说，俄罗斯重工业比重高，又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无法克服转轨经济中的“两难困境”。就与转轨不相关的结构调整那一块来说，正如萨克斯和胡永泰所指出的，俄罗斯面对的是（成熟经济的）结构调整的困难问题。俄罗斯经济绩效差具有事前决定的特点，是事前决定了的。
是的，如果俄罗斯能够搞增量调整的话，那么它的经济绩效会好一些。然而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如果那么。进一步，即使俄罗斯真地搞了增量调整，其经济绩效好一点，也不会好到那里去，因为就那部分不依赖于转轨方式就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初始条件来说，它是极其不利的。
参考文献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2001，《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军，1997，《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谢作诗、崔万田，2002，“关于比较利益论的再思考”，《经济评论》（2）。
Murphy, K.,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1992, “The Transition to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Roland, G., 2001,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London.
Sachs, J., and Woo, W., 1994a,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April.
Sachs, J., and Woo, W., 1994b,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in Lee, C., and Reisen, H., eds, From Reform to Grow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Center, OECD, Paris, France.
[①] 如果经济是封闭的，那么并不能说在市场经济下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就不能生存，只是不可能得到优先发展；如果经济是开放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下处比较劣势的重工业就根本不能生存。
[②] 转轨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明。
[③] 想要指出的是，萨克斯和胡永泰、摩菲等从不同角度所论述的“俄罗斯不具备增量调整的条件”，其实是“不具备增量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条件”（Sachs and Woo, 1994a; 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他们似乎没有严格区分转轨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轨引起的所有制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