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创新，就不可能有科技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一月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胡总书记在“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这个题目下的两段讲话，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书记讲话的开头两句“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是强调创新文化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句“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创新的内容。从第四句开始，后边的句子按句号划分一共有11句830个字，按语法来划分，这11个句子全部是祈使句，一共用了40个表示祈使语气的词语；在这830个字的讲话中，表示祈使语气的词语占了125个字。分别是：“必须大力发扬”、“大力增强”、“大力增强”、“要坚持”、“通过”、“为科技创新提供”、“要大力弘扬”、“增强”、“增强”、“勇于”、“要在全社会培育”、“倡导”、“完善”、“大力提倡”、“大力倡导”、“敢于”、“勇于”、“宽容”、“努力营造”、“支持”、“要注重”、“积极改革”、“大力推进”、“鼓励青少年参加”、“要大力繁荣发展”、“促进”、“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形成”、“既要”、“又要”、“要坚持”、“扩大”、“有效利用”、“要鼓励”、“支持”、“支持”、“鼓励”、“要积极主动”、“支持”。如果让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来评改这段作文，用了这么多近似和雷同的词语，他可能会打个“不接格”。我搞这个烦琐的统计是想告诉大家，总书记这段讲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创新文化；第二，在创新文化方面我们还有严重缺陷，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如果按刚才列举的这些关键词来细分，就还有至少40项工作要做。以我的观点看，我们现在需要重点解决的“文化”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充分认识到：创新主要是自然人个体而不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产物，因此要尊重个人的首创精神。创新活动最重要的规律有两个：一个是人在“相”和“囚”的状态下最富于创新活力；一个是创新主要是自然人个体的智力成果。即使创新成果以集体形式出现、创新活动是有组织进行的，但是创新的意念始终是来源于个体自然人的头脑。这两个规律都是基于“个人”性质的，用一句话来讲：创新就是个体自然人在“相态”和“囚态”中富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法，它的性质就是私权、是一种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我们刚刚颁布的物权法，就把保护私权提升到了与保护公权同等的高度。在科技创新和民事活动中，法律只有保护个体自然人的私权，才能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和刺激科技创新。
我们现在无论是官方、民间，对这个创新的规律严重认识不足。认识了这个创新的规律，就应该提倡宽容个人甚至表现个人、突出个人的精神。半个世纪前，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写了一本表现个人精神的伟大小说叫《源泉》，这是一本“世纪之书”，被誉为“青年志气和个人精神的‘圣经’”。有很多著名的人物都喜欢这本书，伟大的格林斯潘说：“她使我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曾经发表“世界上最牛演讲”的伟大企业家、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说：“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建筑师——那是在我读了《源泉》之后。”这本书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就伟大在它不遗余力地歌颂了个人的创新精神。
在20世纪中期，传统建筑被创新的现代建筑取代了。在世界上从古代建筑到现代建筑的创新和飞跃，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成为牺牲品，书中描写的主人公洛克这个角色，他就是从牺牲品到成功者的一个代表。洛克因为坚持自己对建筑的创新理念而被他就读的理工学院开除，之后他长期被建筑界排斥和打击，但他不是一个情绪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坚持自己的创新理念不动摇，在极度艰难的被“囚”的状态中坚持创新，慢慢获取一点一滴的成功。有一次洛克帮一个缺乏高水平设计能力的朋友设计了一个安居工程，他不要任何名利，前提是不允许任何人修改他的创新作品。结果这个设计工程接受了他那个朋友无法阻止的来自政府、建筑界和居民的修改意见，最后由两名建筑师把洛克的创新作品改得面目全非。安居工程建好之后，洛克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举动——他用炸药包把这个工程炸掉了。洛克这个无言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它要说明：你这个集体的智慧要否定创新，我这个个人就要毁掉平庸。洛克在法庭上的长篇证词中说：“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由一群人所达成的一致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只不过是从许许多多个人的思想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它只是再次推论的结果。首要的行动——推理过程本身——必须由每一个人来独自进行。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都是他个人的东西，它们无法分享和转移。”“创造者进行发明创造，而寄生虫则剽窃和模仿别人。”“人类一直接受这样的观念——听从别人的意见是一种美德，但是创造者恰恰是那个唱反调的人。人类接受的教导是——随波逐流是美德，但是创造者正是那个逆水行舟的人。人类被教育说团结在一起是美德，但是创造者恰恰就是那个特立独行的人。”“那些伟大的创造者们——那些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特立独行。每一种伟大的新思想总是最先遭到反对，每一种伟大的新发明都被指责。第一台发动机被认为是愚蠢的。飞机曾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动力织布机被认为是罪恶的。麻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洛克最后说：“是我设计了科特兰德项目，我把它交给了你们，我又毁灭了它。我之所以毁灭了它，是因为它的存在并不是出于我自愿创造的选择……它的形式已经被两个自以为有权进行改进的二手货擅自修改，而他们要改动的却是他们无法创造和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创造的东西。”在洛克看来，你去修改你无法创造、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创造的东西，你就是在毁灭创新！因此洛克要把那个毁灭创新的结果给它毁灭掉！这个严重的故意爆炸行为，这个肇事者在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可能把他枪毙十次都不为过——可是一百年前的美国法律却宣布他“无罪”。这个故事虽然是一篇小说，但它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宽容个人、欣赏个人、宽容创新、欣赏创新的制度和文化。
洛克在他的证词里边还讲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任何工作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集体完成的，每一件创造性的工作无不是在单一的个人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的。”我们看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时代创新的杰作，也“无不是在单一的个人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智慧。有好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说，他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可是过了二三十年，历史又证明他们那个“发展”、“增添”的东西是错误的。你怎么能够把那个你自己的、可能对也可能错的东西，都往马克思的头上泼呢？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智慧，要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把中国一万个最聪明的脑袋加起来，也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同样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如果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理论，首先拿出来经中央高层集体讨论，那个早就被修改掉了。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中国有多少个臭皮匠啊，有十三亿多，那么诸葛亮应该有四亿多，这样计算的话，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应该是超过美国的几十倍。很多臭皮匠合在一起不是诸葛亮、不是创新，而是捣蛋，甚至破坏。在科学研究和管理活动中，是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是不是根据多数人意志制定的规则就是好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是美国宪法回答的是“NO！”所以美国宪法采用各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制衡措施来阻止所谓“多数的暴力”。在多数时候，尤其是关键时刻，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不正确的，因此根据多数人意志制定的规则通常不是最好的规则。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组织和集团中，精英分子始终是少数人。创新的关键在人，关键在个人，个人创新是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培育尊重个人、宽容个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风气。
第二个“文化”问题，是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上，把科技创新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截然分开。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创新型国家，它的社会科学是落后和缺乏创新的。一个国家要出现单纯的科技创新不可能，科技创新必然依赖和伴随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因为科技创新需要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思想指导、制度支撑、营造创新氛围和培育创新精神。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结果带来了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创新。在世界近代和现代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无不包含深厚的文化根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科技大会上的讲话就强调：“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说到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这是我们严重缺乏的。理论论文是社会科学成果的表现形式。可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中，我们所谓的“论文”不过是一种“说明书”，一种“精神产品”的“说明书”，它派生于、附着于原创性的“古”、“外”之“精神产品”。比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学术大师的原著都不是“论文”，而当代论述孔孟老庄的文章都是“论文”，这些论文其实就是孔孟老庄的“说明书”。再比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著绝大多数都不是规范、标准的“论文”，而论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论文”则汗牛充栋。这些“论文”不过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说明书”。社会科学“说明书”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缺乏创新。香港的张五常">张五常先生说，把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社科论文一把火烧掉，丝毫不会影响大陆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在“制造废纸”。在国内社会科学这个文化领域，模仿、抄袭成风，肤浅泛滥，严重缺乏创新。我们现在的科研、教学体制也很腐朽，缺乏一种引诱创新的机制。比如规定什么职称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果当年的爱因斯坦在我们现在的好多大学工作的话，他一定会被辞退，因为爱因斯坦并不每年都发表论文。许多研究和创新工作，要持续若干年，不是每年都会有成果出现，你要求这样做，大家就只有抄袭。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腐败成风，这就是严重缺乏创新的表现。中国有一个怪现象——“臭老九”们都在骂政府官员的腐败，但政府官员却从来不骂、也不治理这些“文抄公”的腐败。大概官员们都信奉伟大设计师的名言“深圳是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学术腐败无关国运，因此不值得“一骂”与“一治”。但是现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严重缺乏创新的学术腐败就与国运有关了，这个腐败就必须要治一治了。
第三个“文化”问题，是我们每天都在吹嘘创新，但是很多所谓的创新活动逐名不逐实，实质上没有创新，而且严重缺乏创新。从我们的新闻媒体和广告来看，每年每月每日，甚至每时每刻每分都有重大创新，可能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创新成果”是世界上最多的。如果你只听中国人自己吹牛，中国就完全是一个创新型国家的形象，根本不是离创新型国家还很远了。单看药物这一块，如果统计新闻和广告的说法，现在国内发明治疗各种不治之症的特效新药可能有上千种，能够治好癌症的就有上百种，能够让人体长高和有效减肥的就有几十种。
国内现在有一个与创新有关的滑稽现象，很多人抱怨我们的社会缺乏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等；但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却强烈地回荡着一股“名字创新”的热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家乡兴义城里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盘江饭店”，九十年代初被改成了“盘江宾馆”。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被改了呢？是不是叫“宾馆”才够时髦、上档次、具有“现代味”？那么著名的“北京饭店”、“长城饭店”、“香格里拉饭店”，为什么不也改叫“宾馆”呢？在兴义的另一发现是我的母校“兴义师专”，被改成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足足十九个字；校门上党委的名称有二十七个字——“中国共产党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是不是要带上“民族”二字，才能体现出地方民族特色呢？恐怕这体现的倒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名义“特色”。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我们地方上响当当的“黔西南报”也被改了，改成“黔西南日报”，记得当时改名的时候还召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是不是每天出一张报纸就非得叫“日报”不可呢？那为什么著名的“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解放军报”、“深圳特区报”等等不增加一个“日”字呢？
看到家乡这些不再耳熟的新名字，就给人一种东施效颦、酸不溜丢、逐名浮躁的感觉。反观全国，方知是大气候使然。听说国内有若干所“工学院”都因合并而被更名为“工业大学”或“理工大学”。这一改是不是也高了一个档次？那为什么世界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不也改叫“麻省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呢？看来这“名字创新”并非世界潮流，而是一股务虚不务实的和“中国潮流”，是缺乏实质创新而图创新虚名的“中国特色”。后来听说“四川大学”被改成了“四川联合大学”。这使我更加茫然，我真的以为人们都疯了。中华大地改名成风，这个不仅不是创新，而且是对文化的破坏，是一种类似“文革”的暴行。名传全球的“四川大学”没有了，那个被并入“四川大学”的“势力”害怕“四川大学”淹没了自己，于是这些臭皮匠就窝里斗。大搞一番“文化革命”的结果，就相互妥协、集体创新，用一个不曾属于任何一方的名字，以求得最后的“双赢”与“和平”。这种不惜牺牲大局、整体利益和文化传统的“窝里斗”的集体创新，有多么可怕！幸好后来真理、正义战胜了虚伪、邪恶，“四川大学”这个名字又被恢复过来了。
西方国家科技那么发达，创新成果那么多，可是人家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企业、报刊、大学，名字从来不变，传统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中国并不是没有几百年的大学，但它的名字一变再变，历史和文化被粗暴地割断了。现在我们这种逐名不逐实的风气很严重，这种风气的实质是破坏，就是该创新的不创新，不该创新的却要去搞个假创新，结果把文化财富弄得个乱七八糟。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科技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是现在的文化风气就是解放思想而不实事求是。这个风气不从根本上改变，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极为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