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参见《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一文)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一次教育工作会上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增多，学校规模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很焦虑的问题。” 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总理两次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寄予了厚望。 根据总理的有关讲话精神，对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的研究现状研究分析表明，制约我国社科研究目前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成果的评价机制问题。因此，繁荣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当务之急是从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入手，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与变革。 目前对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不外乎管理型标准与学术型标准两大类。从绝大多数高校来看，总体上以管理性标准为主。 所谓管理型标准，是指高校自行确定学术论文的发表的期刊级别，并与教师的职称晋升、福利津贴和年度考核挂钩。 正因如此，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表现出极端的“功利化倾向”，换句话说，高校教师的科研动机很少出自真正的“研究需要”，绝大多数来自于晋升职称和功利化的需要。 很难想象，当教师的精力主要放在职称评审和完成校方布置的任务时，我们如何能期待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 历史上，诞生于炮火之中的西南联大（1937.11.1——1945.7.31），八年间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也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据学者谢泳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参见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一文的分析，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产生缘于学校所秉承的“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特别是宽松的学术氛围。 为进一步繁荣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必须尽快从目前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方面进行根本改革： 1、变目前的管理型标准为改革后的学术型标准。各高校不再规定论文级别，对论文的水平鉴定，通过专家匿名评审和论文的引证频次、社会影响等来确定论文水平的高低。 2、在各类职称晋升中，取消对拟晋升人员科研成果的级别规定，代之以如下办法：每位拟晋升人员提供能代表本人水平的学术论文一篇（可以是公开发表的，也可以是没有发表的），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论文水平进行匿名评审，决定能否晋升职称。 3、在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各高校进行的申报博士点、硕士点、学科评审、高校评估等各类评审中，取消对科研成果的硬性规定指标。 相关链接： 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全文）
